東京札幌瑣記三則──民間記者實難捱

朱凱迪

來了一星期,做了一些採訪,參與了一些活動,仍未成稿,先寫一些日本的瑣事。

●之一──記於六月二十七日


《北海道新聞》有關香港民間記者被扣留的報道。

打開msn,很多朋友留言問候,叫我們在日本take care,對上一次收到這麼多take care,已經是六、七年前第一次到阿富汗的時候。但日本不是阿富汗,我們第一晚住的地方,電動抽水馬桶有暖水洗屁股,精緻的東京神保町街道彷彿一塵不染。我們是被扣留了十七小時,但過咗關就神仙,想到將被覊留十多天的馮炳德和馬楚明,所有的take care其實應該歸於他們。

零五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後,我對這些國際會議及針對性的國際串連反對活動感覺很厭倦,雖然我知道我對兩種聚合的認識都達不到能下判斷的程度。去年有朋友提到今年夏天要來日本,我已經心生抗拒,我很怕在香港的經驗又在日本重複一次──連日的示威並沒有令我對其他地方的情況、反抗運動的未來多了理解,示威的對立面卻漸漸地由那捉摸不定的複雜跨國貿易體制,過渡為可見的警察和入境人員。在地的抗爭,像香港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或南韓的反美國牛肉入口,你清楚對手是一個要向人民負責﹝至少在名義上﹞的政權,產生的能量可以把官員拉下台,可以貼身地讓人民感到權力的流動。但在遙遠的日本和一班只能以英語互通的國際友人反對另一班大國領袖的聚合以至討論離切身經驗很遠的貧窮、環境、戰爭、剝削,無力感無時無刻都潛伏着。不過,我偏偏又來了。

而這次旅程居然又是對抗在地的入境體制開始,觀察者和認識者忽然成了主角。幾乎是慣性的焦點轉移令人懷疑那是政權和主流媒體的合謀──「讓我們談點別的吧,例如入境自由。」香港主流媒體照例把事情簡單化,幾個又好又傻的青年,自掏腰包去做正當的事,卻被小壞人﹝日本政府﹞無理阻攔,然後大壞人﹝香港政府﹞還涉嫌出賣市民的個人資料。我們置身現場的人,看到的則是另一些事情。

譬如我想說一下,把我們帶進日本的是怎樣的政治過程。被扣留一晚上後,我們在六月二十七日早上開始找人幫忙。香港的朋友替我們找了日本網上電視台our planet tv向日本入境部門交涉,our planet tv成員白石草小姐與我們素未謀面,卻向日本ministry of justice表示將承擔我們一切責任。另一邊廂,由於我們這次來也希望認識日本的政治圈,因此約了去年當選參議院議員的愛滋病權益及綠色運動參與者川田龍平做訪問。我想身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如果川田龍平知道將要訪問他的香港人連日本國境也不能進,應不會袖手旁觀,因此冒昧發電郵和致電求救。川田的秘書表示,知道消息後,不斷致電ministry of justice施壓;而後來我們才知道,在香港的日本朋友也替我們找到左翼社會民主黨﹝前第二大黨社會黨改組後的新政黨﹞的高層加入施壓,還有日本人權律師組織WATCH亦隨時等候幫忙。

白石草小姐在之後一篇日文報道中,詳細說明了跟入境部門交涉的經過,大家可用google的翻譯網來看。非常明顯,日本入境部門是因為有政治人物出面,然後臨時推翻了驅逐我們出境的決定。如此政治操作,到處也是,但像日本這樣着迹,實在令人開眼界。

這次我們走運,找到個硬後台扭轉局面,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或找不到後台,無聲無息地被拒入境。我想起在入境部門覊留中心內的住客。那個位於入境大樓內的覊留中心,專門扣留被當局懷疑的入境者,由於整個盤問和上訴過程可以拖至一星期以上,覊留室內其他住客有些已捱了四天「沒有電話、沒有行李、沒有紙筆、食物要自己出錢買」的囚牢日子。除了睡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保安的監視下在走廊抽根煙。我們被扣押的房間,還有一名蒙古人,他已經留了四十八小時,保安員背着他向我說,你們可以走了,他要等到明天,然後走了一個飛機飛行的動作──他將會被拒入境。我們揹着行李離開覊留室,繼續問話,鐵閘關上,我回頭看,走廊只剩下一名非洲人靜靜地抽煙。

●之二──記於六月三十日


liza在記者會上發言。

六月三十日下午,原本約了新任參議員川田龍平做訪問,早上卻收到秘書電話,說川田先生精神很差,會面要取消。不過我們還是去了日本參議院的議員會館,出席由g8 media centre舉行的記者會,講述二十六及二十七日被拘留於入境部門的經過。到場講述的還有於東京成田機場被扣留十一小時的Liza Fithian。

Liza來自美國,她參與社會運動已經三十五年,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訓練組織者,以及發起private equity creative action network,專門監察資本家以買賣公司借貸避稅來牟利的private equity firm。她應非政府組織網絡邀請,到東京和北海道出席論壇,她亦準備在會議期間拍攝。Liza在機場被扣留的時間比我們短,但待遇則更為奇怪。她出示了非政府組織的邀請信及其他文件,但仍被入境部門調查員每小時盤問一次,要求她再交待得詳細一點,詳細至每小時會做什麼。她說,盤問員亦非常有興趣她在論壇的發言,當她提到將會在發言中提到「自由」時,盤問員顯示出很大的興趣。「想來也挺荒謬的,因為我恰恰正是失去了自由。」最後,入境部門只批准她留至七月四日──即八國峰會之前。Liza可以選擇馬上離開,或者入境等候上訴,她選後者,但未等到上訴結果,入境部門已致電航空公司將其機票改至七月四日。

「那不正是G8的病癥嗎?人民的聲音被迫收聲,採訪的人也被迫收聲。」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遭到類似待遇。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襲擊後不久,她到加拿大出席類似的國際會議,加拿大反恐部門把她關押了三天才放人,後來卻公開發聲明向她道歉。

翌日,與Liza通電話,日本當局駁回其上訴。我們在她離開前跟她做了一個訪問,談全球公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這十年的發展,以及她對資本、政黨、權力的看法,阿野將會撰寫報道。

對於超過十名示威者被拒入境、論壇講者被迫縮短行程、以至民間記者被扣留,日本的主流媒體記者也感到很不尋常,聽說NHK電視台的記者準備做跟進調查報道,日本國會議員也會提出質詢,但這些已經跟八大國峰會無甚關係了。

●之三──記於七月三日


與高田幸美攝於立川的居酒屋。

有香港電視台的記者告訴我,去日本採訪八大國會峰會是記者眼中的「荀JOB」,簡直就像免費到日本旅遊。會議舉行地點、北海道洞爺湖是著名的風景區,元首們識飲識食識嘆,有大機構支持的記者也順便沾沾光。但對沒有公數可開的民間記者以及反峰會人士,日本這個地方着實是噩夢。來往香港和日本的機票、日本國內的長途交通、市內短途交通都是必須的「八十大板」,想省也省不得﹝來自歐美的也有可能截到順風車,由東京到札幌,黃皮膚就不用想了﹞,能省的就只是住宿和飲食。

這時,日本的社會運動網絡便成了救命恩人。我們當中有朋友選擇跟露宿者團體睡在東京代代木公園,還有更多是睡在社運團體的辦公室。但正所謂寄人籬下,很多事情自己都作不了主,譬如什麼時候能搬進去,可以住多少天等。結果,我們來到東京頭兩天便不斷拿着沉重的行李,在東京街頭左穿右插,身體都累壞了,報道又做不成。這只是難處之一,更難的是,我們都是初來日本,不諳日語,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比來掃貨享受的港人都不如。日本人的英語大部分是有限公司,我們又沒有錢請翻譯,因此花在溝通的力氣非常多,也講運氣。

沒有網絡、不懂日語,去民間舉辦的八國峰會論壇聽聽日本講者發言,也是不得已的切入點。但這又面對另外一些障礙,首先是無論會議場地、媒體中心、或者開派對的地方,全部都很分散,日本地址又沒有街名,我們就像玩「城市定向遊戲」,常常搞了老半天才到會場,會議已差不多過了一半。未進場先付費,最平的五百円,最貴的五千円,如果把重要的會議都聽完,非得三、四萬円不可。而最難頂的是,當你給了一餐飯錢進場,才發現講者的日語發言沒有英語翻譯,只有英語講者的發言才有日語翻譯,最後能做的就是翻翻手上的發言稿英譯,算是聽了。

不過,我們在東京的運氣還算是好的。來到東京後第二晚,我們便由朋友帶着,住進了位於東京西面立川市自衛隊基地旁、一個名叫tent mura的監察軍隊組織。我們在這個地方住了四個晚上,慢慢才知道立川和北面的砂川,是日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社運鬥爭場地,與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互相輝映。辦公室的主持人高田幸美和我們三個民間記者混得很熟,我們用圖畫、用手勢、用漢子、再加點點英語溝通,談了整整兩天。非常inspiring的一次經歷。我將盡快在札幌期間寫出來。

昨日到了札幌,由於有民間媒體中心幫助,工作也暢順起來了。民間媒體中心就是專門供民間記者上網、做錄影節目、開記者會、以至睡覺的地方,由主要由日本和南韓的民間媒體工作者合力組成。這些民間媒體中心當然沒有官方的媒體中心那麼豪華,但確實大大地促進了民間記者的工作。我們三個人在東京,一直沒有機會長時間上網找資料做文章,工作效率就打了折扣。從今天起,我們的報道將會更快地更新,也會有更多的背景資料,這些都要感謝一班民間媒體工作者的努力。

媒體中心設備齊全,為民間記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最重要是可以隨意上網。


民間記者睡在媒體中心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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