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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令我們的眼睛更清明

在反G8的洞爺湖20公里長征中,幾個女孩帶領隊伍,即興編反G8歌曲,敲打鍋子,以各國語言叫反G8口號,沿路掐下美麗的小花別上鬢髻,並分給其它國家的行動者。20 公里長征非常艱苦,而且因為日本警方的打壓而只能在山野中舉行,示威者雖然非常失望,但長征期間的自發能量仍然比香港的遊行強:路上法國人唱《路障戰歌》,到日本女孩唱《美少女戰士》主題曲時,沿路埋身監視示威者的警察都忍不住笑。Umi是其中一個女孩,常主動和外國示威者談話。Umi的意思,是海。

訪問海的原因,是因為她看來既快樂又理智。海自嘲:「我是個小丑,幹些蠢事令大家快樂。有些人甚至會說,海,來,什麼都不用做,和我們站在一起就好。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的價值吧。」但海有非常憂鬱的一面,因為她有長期被社會排拒的經驗,她是他者(the others)。

對多樣性視如不見

海其實不是今次反G8行動的正式組織者,她是在紐約讀書,放假回來。不過在整個組織過程中,她也擔起了不少組織工作,因為事情實在太多太難,她認為日本人其實不懂得組織一次國際性抗議行動。今次反G8,習慣「Europe is our playground」的外國示威者,很難接受日本的警察國家氣氛(註),於是常與日本組織者產生分歧和溝通困難。「外國的社運組織有『營造共識』的訓練,但日本基本上沒有,通常都是由某個權威下發;我們討論時的回應方式也少,而在外國的社運群體中,雙手向上搖動是贊成,向下搖動是反對,舉一隻手指是有意見,還有籃球「technical point」手勢叫暫停。日本則習慣拍掌表示贊成,拍掌聲勢易大,人數卻難計算。又如日本人好像假設,共識(agreement)就是完全贊成,但其實這裡可以分很多層次,如:我贊成你的原則,卻不贊成你的行動;我贊成你的行動,卻不贊成你的原則;我贊成你的原則和行動,但不會參與;我不會參與你的行動,但我願意在旁見證(這也是一種幫助運動的方法)。日本人對這些多樣性措手不及。」

香港人對日本文化裡多姿多彩的文化現象和專有名詞很感興趣,但海說日本社會其實對多樣性視如不見,更不認為多樣性是好東西。她在十一歲時就離開了學校沒再上學,因為她忍受不了學校的規訓。「老師教畫畫時,都要學生用同一種顏色作人物膚色,而我畫了黑皮膚的人,就要被罰。連夕陽的顏色都是規定的。」大江健三郎說孩子要上學是為了認識朋友,海卻很難忍受看見朋友之間的虛偽,明明討厭那些人卻要笑著在一起,只為了不被排擠,她看見人這樣,真的會生病。她不再上學,也就成為社會上的邊緣族群:「在電車上人們用厭惡的眼光看我,不是因為我的行為,只是因為我在那時段卻不在學校,他們認定不上學就肯定不是好人。圖書館不讓我進去。我叔叔叫我去死,因為我不上學給其它孩子立了壞榜樣。沒有個人,只有群體。」日本文化中認定女性必須結婚、生孩子傳宗接代才是有價值的存在,她更無法忍受。

海有非常開明地接受她的父母,並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一些另類學校,是她能活到現在的原因。像她這樣邊緣的孩子往往沒有出路,每年她都有朋友死去。而她能夠到紐約讀書,接觸較自由的空氣,她沒有因此「崇洋」,而是提煉出批判的眼光。「日本所實行的政治民主是以歐美為模型的,但其實日本並沒有真正擁有歐美的民主社會氣氛。今次日本反G8網絡的組織者對外國示威者存在崇拜和迷信,以致他們會以『全然奉獻』的方式,為來客準備好所有的物質支援,對來客作了許多假設,卻沒有設想和預備過會出現什麼分歧、如何處理。」她認為日本是個非常隔離的社會,分工異常仔細,每個部門都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彼此之間卻完全沒有溝通。

與他者共同生存

像某種詛咒,一個人試過在一個社會裡格格不入,可能之後在任何社會都是格格不入的。海說,在紐約,亞洲人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同樣受到限制,亞洲人好像假設成「只能處理關於的亞洲東西。」她明白歐美國家的自我中心,對於那些以為整個世界都像而且必須像自己的偉大國家那樣運作的行動者,「I won’t give a shit.」由於許多外來的示威者完全無法想像日本是個監控如此嚴密的國家,在示威行動的策劃過程中,與日本組織者產生很多分歧。討論過程令許多人都很沮喪,海卻肯定分歧,歸根究底,外國的示威者來到,無論如何是好的,因為這能讓日本人面對面遭遇「異己」,亦即他者。我想她的意思是,看到他者與自己的不同,看到自己的社會因這些不同而施加在他者身上的不公,社會也有了改革與開放的可能。

如何與他者共同生存,或者說「我們能否共同生存」,不止是反抗者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裡所有人的問題。香港社會的抑壓程度,距離日本還有多遠?我們是在往錯誤的方向走嗎?於此你該明白,為什麼反抗者總在關心,我們怎麼對待社會的他者,邊緣,外人。海的女性主義傾向明顯,我想起克莉絲蒂娃淺白的小書《反抗的未來》,裡面克氏以其女性本位、及於各個國家遊歷講學的「異鄉人」經驗,去肯定「容納他者」是建立主體和尋找反抗能量的方法。我問,海在遊行中的能量是哪裡來的,她說:「因為我們生活在非常抑壓的社會,我們在電車上不敢看書,女性被非禮反而為自己羞愧,這些抑壓都會變成我們的能量。」我們在談論差異,但到最後,對被排斥者的支持可以成為百川匯海的濫觴源頭。海是廣闊的,洶湧著巨大的活力和憂鬱。

海不肯拍照,我於是建議了這種非常女孩的拍照方式。圖為20公里長征後我們的腳

註:由於日本是嚴密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警方只批准反G8遊行在洞爺湖附近的山野中進行,示威只有少數附近的村民看到,許多習慣大型示威的行動者難免對此感到失望。而由於日本警察會以「妨害交通條例」這樣瑣碎的原因來拘捕示威者,而拘捕的代價非常大(拘留23日、搜查家居、調查鄰居和朋友,即使不起訴也完全毀滅你的工作和人際網絡),示威受到異常大的抑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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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二零五零的訊息

鄧小樺

G8北海道巿民峰會有個響亮的名字,叫「我們可以改變世界」。會議內容豐富,涵蓋的範圍包括環保、勞工、貧窮、反戰、第三世界兒童及青年問題;就算有同去的其它洞爺犬分擔,也要像電影節那樣一天跑幾場。七月七日早上十點至一點之內就有六場同時舉行,我參加的是一場較不像正規會議的工作坊:「來自2050的訊息——關於環境和人權的表達性藝術應用工作坊」。

工作坊由東京工業大學的森田明彦博士主持(我懷疑他是1950年生的,2050時他恰好一百歲),參與者有看來像大學生的年輕人、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分組每組四人。工作坊以日文舉行,我只能從power point上的漢字加上同組的鎌田小姐的翻譯,知道大概內容。首先,參與者以圖畫表達自己今晨起床時的感受,代替介紹,作為圖像思維和圖像表達的熱身。

熱身後,參加者講述自己童年快樂的及不快樂的的回憶。日本人的快樂回憶確如一幅侯孝賢《童年往事》般的手卷輿圖:爬山、攀樹,捕昆蟲、扔泥塊打泥土仗、找到自己認定的私密空間,或者就是在喜歡的路上走走,都指向人與自然某種交融契合,悠閒著迷的遊戲時光。而不快樂的童年回憶,往往是因排拒和斷裂:被友儕排擠,好友轉校,同學對自己不友善,不擅運動而被孤立,家庭不和等等,我又不無格套地想到岩井俊二的電影。

這輪討論後,森田博士播放「地球環境基金」關於地球暖化的錄像,闡述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人際關係問題、社群破裂其實環環相扣,例如氣候暖化、地域沙漠化,許多貧困地方出現人口販賣(trafficking)和勞動轉移,海水上昇對於孟加拉的影響就是這樣。環境問題結合了微觀個人生活和宏觀政治經濟社會關係,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譬如日本強大的廢物分類系統,已經徹底深入每家每戶;而「從每個人自身做起」對環境問題並不足夠,這其實涉及社會組織、城巿規劃的問題:如果要節省燃油,就要從道路設計開始思考如何方便甚至鼓勵單車——這不只是返古式簡樸趣味,更可見出政府對於環境問題的視野和承擔。

下一步是組員合作畫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年青組員的畫裡有更多的遊戲設置,即使用水墨都像童話;我們組平均年齡較大,圖畫傾向抽象,研究生物多樣性的今枝久先生畫出釣翁,空間分割是國畫式;但每組都會有風力發電、太陽能板等科技設備,與那個古老、自然、屬於童年的日本之元素並置,山、河、樹、田、花、動物——時空摺曲,過去與未來結合。美好社會並不集體,都是親密的小社群:我馬上來個中日文化交流:小國寡民!

接著兩人一組,先選一種物品代表自己、說明原因;然後對方以該物品的角度回應。鎌田小姐選的是名片,因為她說她的一切都在上面了。我有點黯然,說:我作為一張名片,會喜歡換換樣子,如果能每年換個設計就好了;另外,我會知道,我只能代表你的一部分,你會有其它精彩的故事,在這張紙片的符號以外。職業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儘管是攞你命的一部分。這環節的意義在於,要參與者去掉人類中心主義,以物的角度思考及回應,對物抱持情感,因而珍惜。森田博士稱,人類應該要用同理心來理解物件的價值,知道人與物是互相需要的。最後,大家想像是2050年,自己身在畫中的理想社會,給現在的自己寫個訊息。留言大多陽光沛:「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吧」、「別放棄」——原來在看過危機之後運用想像力去面對,所激發的就是正面能量。

這工作坊兼具社會視野和詩意,「以物的角度思考」、「未來的自己給現在的自己寫信」甚至是我教寫作時做的遊戲。我在保育運動中參與過「人民規劃」,也曾經在皇后碼頭搞過一次集體設計一間虛構書店,往往「社會性」的工作坊較強調現實,創作性的則怯於說出自己的社會意義;這個工作坊勝在有「人民規劃」的社會向度,又有「皇后書店」的想像向度,其中橋樑是「兒時回憶」這個介乎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元素,其中有辯證上昇的能量。回憶屬於過去,想像指向未來——香港的保育運動,常遇到這樣的蠢問題:所有舊的都保留,社會如何向前?森田博士是社會學科的人腳踏實地,說話這麼斬釘截鐵:回憶是想像的原材料,也是其產品;當人們在喚起自己的回憶時,其實他們在重述新的故事,創造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