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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二零五零的訊息

鄧小樺

G8北海道巿民峰會有個響亮的名字,叫「我們可以改變世界」。會議內容豐富,涵蓋的範圍包括環保、勞工、貧窮、反戰、第三世界兒童及青年問題;就算有同去的其它洞爺犬分擔,也要像電影節那樣一天跑幾場。七月七日早上十點至一點之內就有六場同時舉行,我參加的是一場較不像正規會議的工作坊:「來自2050的訊息——關於環境和人權的表達性藝術應用工作坊」。

工作坊由東京工業大學的森田明彦博士主持(我懷疑他是1950年生的,2050時他恰好一百歲),參與者有看來像大學生的年輕人、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分組每組四人。工作坊以日文舉行,我只能從power point上的漢字加上同組的鎌田小姐的翻譯,知道大概內容。首先,參與者以圖畫表達自己今晨起床時的感受,代替介紹,作為圖像思維和圖像表達的熱身。

熱身後,參加者講述自己童年快樂的及不快樂的的回憶。日本人的快樂回憶確如一幅侯孝賢《童年往事》般的手卷輿圖:爬山、攀樹,捕昆蟲、扔泥塊打泥土仗、找到自己認定的私密空間,或者就是在喜歡的路上走走,都指向人與自然某種交融契合,悠閒著迷的遊戲時光。而不快樂的童年回憶,往往是因排拒和斷裂:被友儕排擠,好友轉校,同學對自己不友善,不擅運動而被孤立,家庭不和等等,我又不無格套地想到岩井俊二的電影。

這輪討論後,森田博士播放「地球環境基金」關於地球暖化的錄像,闡述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人際關係問題、社群破裂其實環環相扣,例如氣候暖化、地域沙漠化,許多貧困地方出現人口販賣(trafficking)和勞動轉移,海水上昇對於孟加拉的影響就是這樣。環境問題結合了微觀個人生活和宏觀政治經濟社會關係,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譬如日本強大的廢物分類系統,已經徹底深入每家每戶;而「從每個人自身做起」對環境問題並不足夠,這其實涉及社會組織、城巿規劃的問題:如果要節省燃油,就要從道路設計開始思考如何方便甚至鼓勵單車——這不只是返古式簡樸趣味,更可見出政府對於環境問題的視野和承擔。

下一步是組員合作畫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年青組員的畫裡有更多的遊戲設置,即使用水墨都像童話;我們組平均年齡較大,圖畫傾向抽象,研究生物多樣性的今枝久先生畫出釣翁,空間分割是國畫式;但每組都會有風力發電、太陽能板等科技設備,與那個古老、自然、屬於童年的日本之元素並置,山、河、樹、田、花、動物——時空摺曲,過去與未來結合。美好社會並不集體,都是親密的小社群:我馬上來個中日文化交流:小國寡民!

接著兩人一組,先選一種物品代表自己、說明原因;然後對方以該物品的角度回應。鎌田小姐選的是名片,因為她說她的一切都在上面了。我有點黯然,說:我作為一張名片,會喜歡換換樣子,如果能每年換個設計就好了;另外,我會知道,我只能代表你的一部分,你會有其它精彩的故事,在這張紙片的符號以外。職業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儘管是攞你命的一部分。這環節的意義在於,要參與者去掉人類中心主義,以物的角度思考及回應,對物抱持情感,因而珍惜。森田博士稱,人類應該要用同理心來理解物件的價值,知道人與物是互相需要的。最後,大家想像是2050年,自己身在畫中的理想社會,給現在的自己寫個訊息。留言大多陽光沛:「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吧」、「別放棄」——原來在看過危機之後運用想像力去面對,所激發的就是正面能量。

這工作坊兼具社會視野和詩意,「以物的角度思考」、「未來的自己給現在的自己寫信」甚至是我教寫作時做的遊戲。我在保育運動中參與過「人民規劃」,也曾經在皇后碼頭搞過一次集體設計一間虛構書店,往往「社會性」的工作坊較強調現實,創作性的則怯於說出自己的社會意義;這個工作坊勝在有「人民規劃」的社會向度,又有「皇后書店」的想像向度,其中橋樑是「兒時回憶」這個介乎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元素,其中有辯證上昇的能量。回憶屬於過去,想像指向未來——香港的保育運動,常遇到這樣的蠢問題:所有舊的都保留,社會如何向前?森田博士是社會學科的人腳踏實地,說話這麼斬釘截鐵:回憶是想像的原材料,也是其產品;當人們在喚起自己的回憶時,其實他們在重述新的故事,創造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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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札幌媒體中心,沒有浴室,兩天下來渾身不自在,原本開到九點的反美軍基地論壇到五點半便忍受不了竄了出來,獨個兒在濕冷的札幌街頭閒逛。閒是閒,目標倒是有的──我要找一間便宜的公眾澡堂洗澡。

札幌很像北歐,空氣乾淨得清脆,像高跟鞋敲在鋼琴的高音聲部。街道兩旁很多千奇百怪的建築,和無人的咖啡店。騎單車的人比步行的人還多,而在日本, 單車是和行人共享馬路兩旁的空間,過紅綠橙時也是看行人的燈號,不是看車的燈號。這不是很正常嗎,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單車也比較接近行人而不是汽車吧,怎 能像香港那樣,強把單車擠出行車道,被汽車撞死後還會被埋怨騎得不夠小心。

走了十個路口,終於在一個轉角位找到一間公眾澡堂,名叫「千歲湯」。看裝修已經知道是社區澡堂﹝本地人總對外國人的消費力有太多幻想,我在論壇問人 澡堂在哪裏,一名日本女士答道,你想做SPA嗎?﹞,一看價錢牌,寫着「北海道知事告示料金」,成人三百九十円,我更是從心裏笑出來。在東京認識的社運歌 手高田幸美姐曾說,她在札幌唸美術時愛上hippie文化,玩音樂留dreadlock頭,卻沒有搞過社會運動。直至來到東京,露宿於東京郊區日野本町森 林時,才為了反抗公眾澡堂加價而站出來抗爭。當時我忘了問她憑什麼反對澡堂加價,澡堂的價錢,不是跟spa或桑拿一樣,按市場競爭自行調價嗎?原來不,在 日本,除了私家醫生的診金和藥費由政府劃一外,作為民眾﹝特別是低下階層以及露宿者﹞生活必去的澡堂,價格也是由各地政府統一決定,各縣市的金額不會相差 太遠。在這個物慾橫流,豆沙餅賣一百五十円一個的日本社會,見到這些關照窮人的價格管制,令人愈發認定,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有些底線還是要守的。

人嘛,有時不落到這個處境,就體會不到這些生活細節。高田幸美說,當初一班朋友站出來反對澡堂加價,是因為他們hippie網絡的朋友,就算有錢租房子住,也肯定沒有浴室,因此公眾澡堂和澡堂價錢成了眾人共同關注的頭等大事。

步入澡堂,老太婆掌櫃先領我放好鞋子,再領我到男子浴室,老太婆是全店唯一有權出入男湯女湯的人物。晚飯時候的澡堂人很少,一個人浸在熱水池裏,什 麼話都沒有,確實是平等的享受。關於澡堂,讀者肯定比我熟悉,裏面的間格設備就不多說了。在日本,散工、網吧難民和露宿者愈來愈多,洗澡成了急切要解決的 日常難題,也成了社會運動的激發點。沒想到吧。

下面是札幌街景:

東京札幌瑣記三則──民間記者實難捱

朱凱迪

來了一星期,做了一些採訪,參與了一些活動,仍未成稿,先寫一些日本的瑣事。

●之一──記於六月二十七日


《北海道新聞》有關香港民間記者被扣留的報道。

打開msn,很多朋友留言問候,叫我們在日本take care,對上一次收到這麼多take care,已經是六、七年前第一次到阿富汗的時候。但日本不是阿富汗,我們第一晚住的地方,電動抽水馬桶有暖水洗屁股,精緻的東京神保町街道彷彿一塵不染。我們是被扣留了十七小時,但過咗關就神仙,想到將被覊留十多天的馮炳德和馬楚明,所有的take care其實應該歸於他們。

零五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後,我對這些國際會議及針對性的國際串連反對活動感覺很厭倦,雖然我知道我對兩種聚合的認識都達不到能下判斷的程度。去年有朋友提到今年夏天要來日本,我已經心生抗拒,我很怕在香港的經驗又在日本重複一次──連日的示威並沒有令我對其他地方的情況、反抗運動的未來多了理解,示威的對立面卻漸漸地由那捉摸不定的複雜跨國貿易體制,過渡為可見的警察和入境人員。在地的抗爭,像香港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或南韓的反美國牛肉入口,你清楚對手是一個要向人民負責﹝至少在名義上﹞的政權,產生的能量可以把官員拉下台,可以貼身地讓人民感到權力的流動。但在遙遠的日本和一班只能以英語互通的國際友人反對另一班大國領袖的聚合以至討論離切身經驗很遠的貧窮、環境、戰爭、剝削,無力感無時無刻都潛伏着。不過,我偏偏又來了。

而這次旅程居然又是對抗在地的入境體制開始,觀察者和認識者忽然成了主角。幾乎是慣性的焦點轉移令人懷疑那是政權和主流媒體的合謀──「讓我們談點別的吧,例如入境自由。」香港主流媒體照例把事情簡單化,幾個又好又傻的青年,自掏腰包去做正當的事,卻被小壞人﹝日本政府﹞無理阻攔,然後大壞人﹝香港政府﹞還涉嫌出賣市民的個人資料。我們置身現場的人,看到的則是另一些事情。

譬如我想說一下,把我們帶進日本的是怎樣的政治過程。被扣留一晚上後,我們在六月二十七日早上開始找人幫忙。香港的朋友替我們找了日本網上電視台our planet tv向日本入境部門交涉,our planet tv成員白石草小姐與我們素未謀面,卻向日本ministry of justice表示將承擔我們一切責任。另一邊廂,由於我們這次來也希望認識日本的政治圈,因此約了去年當選參議院議員的愛滋病權益及綠色運動參與者川田龍平做訪問。我想身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如果川田龍平知道將要訪問他的香港人連日本國境也不能進,應不會袖手旁觀,因此冒昧發電郵和致電求救。川田的秘書表示,知道消息後,不斷致電ministry of justice施壓;而後來我們才知道,在香港的日本朋友也替我們找到左翼社會民主黨﹝前第二大黨社會黨改組後的新政黨﹞的高層加入施壓,還有日本人權律師組織WATCH亦隨時等候幫忙。

白石草小姐在之後一篇日文報道中,詳細說明了跟入境部門交涉的經過,大家可用google的翻譯網來看。非常明顯,日本入境部門是因為有政治人物出面,然後臨時推翻了驅逐我們出境的決定。如此政治操作,到處也是,但像日本這樣着迹,實在令人開眼界。

這次我們走運,找到個硬後台扭轉局面,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或找不到後台,無聲無息地被拒入境。我想起在入境部門覊留中心內的住客。那個位於入境大樓內的覊留中心,專門扣留被當局懷疑的入境者,由於整個盤問和上訴過程可以拖至一星期以上,覊留室內其他住客有些已捱了四天「沒有電話、沒有行李、沒有紙筆、食物要自己出錢買」的囚牢日子。除了睡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保安的監視下在走廊抽根煙。我們被扣押的房間,還有一名蒙古人,他已經留了四十八小時,保安員背着他向我說,你們可以走了,他要等到明天,然後走了一個飛機飛行的動作──他將會被拒入境。我們揹着行李離開覊留室,繼續問話,鐵閘關上,我回頭看,走廊只剩下一名非洲人靜靜地抽煙。

●之二──記於六月三十日


liza在記者會上發言。

六月三十日下午,原本約了新任參議員川田龍平做訪問,早上卻收到秘書電話,說川田先生精神很差,會面要取消。不過我們還是去了日本參議院的議員會館,出席由g8 media centre舉行的記者會,講述二十六及二十七日被拘留於入境部門的經過。到場講述的還有於東京成田機場被扣留十一小時的Liza Fithian。

Liza來自美國,她參與社會運動已經三十五年,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訓練組織者,以及發起private equity creative action network,專門監察資本家以買賣公司借貸避稅來牟利的private equity firm。她應非政府組織網絡邀請,到東京和北海道出席論壇,她亦準備在會議期間拍攝。Liza在機場被扣留的時間比我們短,但待遇則更為奇怪。她出示了非政府組織的邀請信及其他文件,但仍被入境部門調查員每小時盤問一次,要求她再交待得詳細一點,詳細至每小時會做什麼。她說,盤問員亦非常有興趣她在論壇的發言,當她提到將會在發言中提到「自由」時,盤問員顯示出很大的興趣。「想來也挺荒謬的,因為我恰恰正是失去了自由。」最後,入境部門只批准她留至七月四日──即八國峰會之前。Liza可以選擇馬上離開,或者入境等候上訴,她選後者,但未等到上訴結果,入境部門已致電航空公司將其機票改至七月四日。

「那不正是G8的病癥嗎?人民的聲音被迫收聲,採訪的人也被迫收聲。」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遭到類似待遇。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襲擊後不久,她到加拿大出席類似的國際會議,加拿大反恐部門把她關押了三天才放人,後來卻公開發聲明向她道歉。

翌日,與Liza通電話,日本當局駁回其上訴。我們在她離開前跟她做了一個訪問,談全球公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這十年的發展,以及她對資本、政黨、權力的看法,阿野將會撰寫報道。

對於超過十名示威者被拒入境、論壇講者被迫縮短行程、以至民間記者被扣留,日本的主流媒體記者也感到很不尋常,聽說NHK電視台的記者準備做跟進調查報道,日本國會議員也會提出質詢,但這些已經跟八大國峰會無甚關係了。

●之三──記於七月三日


與高田幸美攝於立川的居酒屋。

有香港電視台的記者告訴我,去日本採訪八大國會峰會是記者眼中的「荀JOB」,簡直就像免費到日本旅遊。會議舉行地點、北海道洞爺湖是著名的風景區,元首們識飲識食識嘆,有大機構支持的記者也順便沾沾光。但對沒有公數可開的民間記者以及反峰會人士,日本這個地方着實是噩夢。來往香港和日本的機票、日本國內的長途交通、市內短途交通都是必須的「八十大板」,想省也省不得﹝來自歐美的也有可能截到順風車,由東京到札幌,黃皮膚就不用想了﹞,能省的就只是住宿和飲食。

這時,日本的社會運動網絡便成了救命恩人。我們當中有朋友選擇跟露宿者團體睡在東京代代木公園,還有更多是睡在社運團體的辦公室。但正所謂寄人籬下,很多事情自己都作不了主,譬如什麼時候能搬進去,可以住多少天等。結果,我們來到東京頭兩天便不斷拿着沉重的行李,在東京街頭左穿右插,身體都累壞了,報道又做不成。這只是難處之一,更難的是,我們都是初來日本,不諳日語,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比來掃貨享受的港人都不如。日本人的英語大部分是有限公司,我們又沒有錢請翻譯,因此花在溝通的力氣非常多,也講運氣。

沒有網絡、不懂日語,去民間舉辦的八國峰會論壇聽聽日本講者發言,也是不得已的切入點。但這又面對另外一些障礙,首先是無論會議場地、媒體中心、或者開派對的地方,全部都很分散,日本地址又沒有街名,我們就像玩「城市定向遊戲」,常常搞了老半天才到會場,會議已差不多過了一半。未進場先付費,最平的五百円,最貴的五千円,如果把重要的會議都聽完,非得三、四萬円不可。而最難頂的是,當你給了一餐飯錢進場,才發現講者的日語發言沒有英語翻譯,只有英語講者的發言才有日語翻譯,最後能做的就是翻翻手上的發言稿英譯,算是聽了。

不過,我們在東京的運氣還算是好的。來到東京後第二晚,我們便由朋友帶着,住進了位於東京西面立川市自衛隊基地旁、一個名叫tent mura的監察軍隊組織。我們在這個地方住了四個晚上,慢慢才知道立川和北面的砂川,是日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社運鬥爭場地,與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互相輝映。辦公室的主持人高田幸美和我們三個民間記者混得很熟,我們用圖畫、用手勢、用漢子、再加點點英語溝通,談了整整兩天。非常inspiring的一次經歷。我將盡快在札幌期間寫出來。

昨日到了札幌,由於有民間媒體中心幫助,工作也暢順起來了。民間媒體中心就是專門供民間記者上網、做錄影節目、開記者會、以至睡覺的地方,由主要由日本和南韓的民間媒體工作者合力組成。這些民間媒體中心當然沒有官方的媒體中心那麼豪華,但確實大大地促進了民間記者的工作。我們三個人在東京,一直沒有機會長時間上網找資料做文章,工作效率就打了折扣。從今天起,我們的報道將會更快地更新,也會有更多的背景資料,這些都要感謝一班民間媒體工作者的努力。

媒體中心設備齊全,為民間記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最重要是可以隨意上網。


民間記者睡在媒體中心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