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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令我們的眼睛更清明

在反G8的洞爺湖20公里長征中,幾個女孩帶領隊伍,即興編反G8歌曲,敲打鍋子,以各國語言叫反G8口號,沿路掐下美麗的小花別上鬢髻,並分給其它國家的行動者。20 公里長征非常艱苦,而且因為日本警方的打壓而只能在山野中舉行,示威者雖然非常失望,但長征期間的自發能量仍然比香港的遊行強:路上法國人唱《路障戰歌》,到日本女孩唱《美少女戰士》主題曲時,沿路埋身監視示威者的警察都忍不住笑。Umi是其中一個女孩,常主動和外國示威者談話。Umi的意思,是海。

訪問海的原因,是因為她看來既快樂又理智。海自嘲:「我是個小丑,幹些蠢事令大家快樂。有些人甚至會說,海,來,什麼都不用做,和我們站在一起就好。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的價值吧。」但海有非常憂鬱的一面,因為她有長期被社會排拒的經驗,她是他者(the others)。

對多樣性視如不見

海其實不是今次反G8行動的正式組織者,她是在紐約讀書,放假回來。不過在整個組織過程中,她也擔起了不少組織工作,因為事情實在太多太難,她認為日本人其實不懂得組織一次國際性抗議行動。今次反G8,習慣「Europe is our playground」的外國示威者,很難接受日本的警察國家氣氛(註),於是常與日本組織者產生分歧和溝通困難。「外國的社運組織有『營造共識』的訓練,但日本基本上沒有,通常都是由某個權威下發;我們討論時的回應方式也少,而在外國的社運群體中,雙手向上搖動是贊成,向下搖動是反對,舉一隻手指是有意見,還有籃球「technical point」手勢叫暫停。日本則習慣拍掌表示贊成,拍掌聲勢易大,人數卻難計算。又如日本人好像假設,共識(agreement)就是完全贊成,但其實這裡可以分很多層次,如:我贊成你的原則,卻不贊成你的行動;我贊成你的行動,卻不贊成你的原則;我贊成你的原則和行動,但不會參與;我不會參與你的行動,但我願意在旁見證(這也是一種幫助運動的方法)。日本人對這些多樣性措手不及。」

香港人對日本文化裡多姿多彩的文化現象和專有名詞很感興趣,但海說日本社會其實對多樣性視如不見,更不認為多樣性是好東西。她在十一歲時就離開了學校沒再上學,因為她忍受不了學校的規訓。「老師教畫畫時,都要學生用同一種顏色作人物膚色,而我畫了黑皮膚的人,就要被罰。連夕陽的顏色都是規定的。」大江健三郎說孩子要上學是為了認識朋友,海卻很難忍受看見朋友之間的虛偽,明明討厭那些人卻要笑著在一起,只為了不被排擠,她看見人這樣,真的會生病。她不再上學,也就成為社會上的邊緣族群:「在電車上人們用厭惡的眼光看我,不是因為我的行為,只是因為我在那時段卻不在學校,他們認定不上學就肯定不是好人。圖書館不讓我進去。我叔叔叫我去死,因為我不上學給其它孩子立了壞榜樣。沒有個人,只有群體。」日本文化中認定女性必須結婚、生孩子傳宗接代才是有價值的存在,她更無法忍受。

海有非常開明地接受她的父母,並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一些另類學校,是她能活到現在的原因。像她這樣邊緣的孩子往往沒有出路,每年她都有朋友死去。而她能夠到紐約讀書,接觸較自由的空氣,她沒有因此「崇洋」,而是提煉出批判的眼光。「日本所實行的政治民主是以歐美為模型的,但其實日本並沒有真正擁有歐美的民主社會氣氛。今次日本反G8網絡的組織者對外國示威者存在崇拜和迷信,以致他們會以『全然奉獻』的方式,為來客準備好所有的物質支援,對來客作了許多假設,卻沒有設想和預備過會出現什麼分歧、如何處理。」她認為日本是個非常隔離的社會,分工異常仔細,每個部門都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彼此之間卻完全沒有溝通。

與他者共同生存

像某種詛咒,一個人試過在一個社會裡格格不入,可能之後在任何社會都是格格不入的。海說,在紐約,亞洲人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同樣受到限制,亞洲人好像假設成「只能處理關於的亞洲東西。」她明白歐美國家的自我中心,對於那些以為整個世界都像而且必須像自己的偉大國家那樣運作的行動者,「I won’t give a shit.」由於許多外來的示威者完全無法想像日本是個監控如此嚴密的國家,在示威行動的策劃過程中,與日本組織者產生很多分歧。討論過程令許多人都很沮喪,海卻肯定分歧,歸根究底,外國的示威者來到,無論如何是好的,因為這能讓日本人面對面遭遇「異己」,亦即他者。我想她的意思是,看到他者與自己的不同,看到自己的社會因這些不同而施加在他者身上的不公,社會也有了改革與開放的可能。

如何與他者共同生存,或者說「我們能否共同生存」,不止是反抗者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裡所有人的問題。香港社會的抑壓程度,距離日本還有多遠?我們是在往錯誤的方向走嗎?於此你該明白,為什麼反抗者總在關心,我們怎麼對待社會的他者,邊緣,外人。海的女性主義傾向明顯,我想起克莉絲蒂娃淺白的小書《反抗的未來》,裡面克氏以其女性本位、及於各個國家遊歷講學的「異鄉人」經驗,去肯定「容納他者」是建立主體和尋找反抗能量的方法。我問,海在遊行中的能量是哪裡來的,她說:「因為我們生活在非常抑壓的社會,我們在電車上不敢看書,女性被非禮反而為自己羞愧,這些抑壓都會變成我們的能量。」我們在談論差異,但到最後,對被排斥者的支持可以成為百川匯海的濫觴源頭。海是廣闊的,洶湧著巨大的活力和憂鬱。

海不肯拍照,我於是建議了這種非常女孩的拍照方式。圖為20公里長征後我們的腳

註:由於日本是嚴密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警方只批准反G8遊行在洞爺湖附近的山野中進行,示威只有少數附近的村民看到,許多習慣大型示威的行動者難免對此感到失望。而由於日本警察會以「妨害交通條例」這樣瑣碎的原因來拘捕示威者,而拘捕的代價非常大(拘留23日、搜查家居、調查鄰居和朋友,即使不起訴也完全毀滅你的工作和人際網絡),示威受到異常大的抑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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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直擊系列]洞爺第一天:遊花園都唔得

高濤

圖片說明:唔准人遊花園的防暴警察

今次日本為了八國峰會,設置重重關卡,會場遠在北海道洞爺湖畔一座像山上堡壘的酒店,示威者不要說衝入會場示威,就連遠遠瞄一眼也不行,因為你要在 二十多公里外的郊野公園紥營,若你有能耐作二十公里長征,你也只能去到距會場五公里範圍,縱有超強的大聲公,相信除了防暴警察和山上的小動物,誰也能聽不 到你的反對聲音。

「示威區」設於二十多公里外的三個郊野公園,是日本示威組織者在一個月前與警方爭取到的,限定示威者只能在那裏聚集紮營,如果要遊行示威,最多也只 能用腳長征。這令國際示威者不滿,有人提議不理禁令坐火車遊行,聲援日前被捕的四人,結果示威者由星期日峰會舉行前夕進駐豐浦町森林的營地後,便因這個遊 行方案爭論不休。日本組織者提醒,由於未經警方批准,被捕的風險達九成五,而即使留在營地的人,也可能受牽連,會議由星期日晚上九時,持續到星期一凌晨近 二時,睡醒後又由早上九時多開始,繼續未完的討論,到近中午仍未有共識。

對於這種永遠無法達成共識的會議,不少人變得不耐煩,會議未開完便各自散去。一批堅持遊行的示威者最終成行,但說來好笑,這次遊行只有三數十人,只 有一張大橫額,而且出發前申明不會做任何破壞,不會阻礙乘客,如果有警方阻擋,也不會堅持強行登車,只會向傳媒展示他們連這個簡單的示威權利也被拒,就會 回到營地。大伙兒在滂沱大雨中無聲無息的走了一段路,還未走出郊野公園徑,就被防暴警察攔著,交涉了一輪不果,帶頭的西班牙示威者向大家交代了警方的說 法,便率領大家回程,繼續開會。

法例對遊行的嚴、刑罰的重,以及日本組織者的審慎,令今次八峰會示威者步步為營。今日的遊行,對於向來以「激」聞名的反全球化示威來說,確實有點不可思議。

[g8直擊系列]韓版七犬

高濤

來到北海道八國峰會示威者雲集地,才知這裏也有韓版的「洞爺七犬」。分別是,香港七犬是media activists,來做拍攝報道;而韓版的七犬是來參與反八國峰會的activists,成為我們的採訪對象。

七犬的發起人,綽號是Dopehead,一頭長髮,一頂帽,再加一支結他,在G8集會遊行中又彈又唱,在嘉年華式遊行中也相當搶鏡。他在網上發起 「反G8網絡」(NO G8 NETWORK),結果吸引其他六名南韓人相約一起來日本抗議,有來自釜山,也有來自光州,都是二十多三十歲的年輕人。 05年韓農在香港反世貿,一隊隊紮上頭巾、身穿背心,有組織有策略有紀律的韓農團體與警方的攻守,相信大家記憶猶新。近來南韓反牛肉反李明博的運動 如火如荼,原本打算派二百人來的韓農,減到只有五十人,加上日本收緊入境管制,早幾日一批韓農在札幌被拒入境,將令韓農式示威場面不再。 現在我們所見的這位韓國朋友,就屬於「散兵游勇」,而且是個人色彩濃厚的韓國社運新生代。今年36歲的Dopehead,並不是什麼電波少年或網絡 快閃黨,有相當的見識和閱歷。小時候目睹警察揮拳把一名示威學生打到頭破血流致死,Dopehead說由那天開始,就明白到政權的本質,當有不聽話的人 時,就會不惜用合法的暴力將那個人殺死。

來日本前,Dopehead晚晚在首爾市中心參與反對美國牛肉的燭光晚會,為晚會創作歌曲,感到了群眾為切身利益而持續爭取的力量。今次能來日本, 也因為反牛肉運動籌集了一筆捐款,令他可以拿起結他走出國門,首次參加國際性的反全球化運動。不過這次經驗,卻是挫折重重,他對示威者沒完沒了的會議感到 失望,又見識到日本的保守示威文化。 南韓示威者與警察打交道經驗豐富,他們知道每名警察都有編號,如果警察無理動粗,他們懂得記下警察編號去投訴。Dopehead敏感地留意到,日本的防暴警察都用一塊小布,把胸前的號碼遮著,用意明顯不過。 相對於香港年年六四、七一的幾萬人示威和南韓示威的家常便飯,示威在日本少得多,規模也小,上星期六在札幌有G8峰會前最大的示威,估計一萬人參加,幾乎是歷來所見最大規模的示威。而日本警方的霸道,令一眾南韓活躍分子震驚。 日本的行動者經驗少,也似乎意識不到自己有權做什麼。當日警方粗暴地把帶領遊行的喇叭車車窗打破,把司機揪出,連在場拍攝的路透社記者一連四人被捕,其他示威者前往包圍警局。警員這時跟日本的遊行組織者說,根據程序,被捕的人當晚不會被釋放,叫他們離開,日本的組織者於是叫大家離開,結果引起一場 論爭。國外的示威者認為不應該走,Dopehead就堅持坐下來彈結他,認為有人被捕,不應該走,即使不能救那個人,也要向警察施壓。 各地的行動者每晚都會討論之後的行動,Dopehead就發覺日本的行動者通常都會匯報有關法律的問題,不能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他就不明白,遊行示威,不都是要爭取一些什麼權利嗎?

在香港,警方如未有足夠證據落案起訴,最長可以把被捕者扣留兩日,但在日本,最長可以扣留23日,外界相信,四名被捕的示威者,至少會被扣留至G8峰會結束之後,甚至有可能被判入獄。難怪近日示威者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警察不跟你講示威權利這一套。

「日本看來有民主制度,但社會其實沒有真正民主。」Dopehead如是說。

《empire》、《tak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當今社會運動及左派政治運動的分析,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扣連當今日益無孔不入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及同樣日益蓬勃的全球公義運動。換言之,為甚麼當所有人都已變成消費主體的時候,另一方面由西雅圖到熱那亞到坎昆到香港到斧山到眼下的東京,全球各地領袖哪裡去,行動者就追到那裡去,並取得不大不小的勝利。究竟新自由主義真的獨領風騷,還是反對運動的行動者其實大有市場?學術分析如何扣連當中的落差?他們是被牽著鼻子走,還是思考及分析其實能走出僵局?

一連兩天在東京明治大學自由大樓舉行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頭一天的「對抗理論的可能性」主題論壇,便請來了上述兩本一紙風行的作者,michael hardtjohn holloway,連同兩位日本學者,足立真理子及岩稔,一同泡製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的重頭戲。

先孖叉後君子,論壇的安排強差人意。縮寫為cgif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既以國際為定位,沒有中文翻譯至少也有英文翻譯吧。沒錯英文翻譯是有的,但只向台上的講者供應,即使向講者及向聽眾翻的內容照計應該沒甚麼分別,台上的英語翻譯還是只與講者咬耳仔。作為付了五百円入場費的聽眾,至少一半內容是根本聽不明白的,有關安排實在要非日語聽眾太大的同理心。

當前的形勢

討論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革命的希望在哪裡?

先發言的足立真理子先端出二十世紀初的盧森堡,指馬克思理論其實有過兩次喪禮,一次是馬克思指工人是革命主體這論調的喪禮,另一次便關於羅莎盧森堡。二十句紀初盧森堡曾說過,工人作為革命主體的勞動過程其實是有些條件的,那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泛指工廠工人勞動以外的一切生產,從女性主義角度看,就是生兒育女,煮飯洗衫等。盧森堡認為,這部份的勞動是資本無法完全操制的,那造就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不穩定性。這部份的生產無法重覆,無法成為結構的一部份。而這洞見,一下子便能令我們立體地看見,傳統的工廠及工人勞動,今天新主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佔只個他媽的一小部份。

michael hardt補充說,勞動作為資本過程的一部份,其實有兩個重要的環節。第一是資本提供工人組織的方式,例如以分工,分作小組的方式。第二是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這在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中最為顯著。然而,企業在今天的運作中,因為創意、符號勞動當道,這兩重資本原本需要負責的環節,如今已是無以為繼。勞工的組織,資本不需要再負責,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亦不需要再負責。大量的勞動力,經已溢出了生產過程之外。

換言之,盧森堡當年的看法,在當今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以一種不同的版本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基礎。往日,工廠工人是整個生產力的核心(且當真的有一時期無償勞動並不處於真正核心),但至今天,工廠已外的勞動,如服務業、金融業、創意勞動已是整個生產力的最先進代表(姑勿論人數)。故hardt的問題,便是女性主義者如何擴展勞動這概念?女性者主義是要把性別的優越性由男性搶回女性這邊?還是乾脆把性別的層級摧毀?

我們的任務

而按john holloway的說法,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的舊體制需要被新制體制取代。工人並不是單一和統一的革命主體,個別性、多元性等已成為描述新革命主體的最重要特徵。如果勞動力產生資本,則要反對的並不只是資本,並且是把資本制造出來的勞動力本身。勞動力本身同有兩面性,而john holloway認為異化勞動的主導性,已慢慢被對自主勞動有效勞動的欲望迎頭趕上。從九四年查巴達起義、九九年在西雅圖開始的全球公義運動等所見,革命不僅正被重新定義,並且已不斷發生!

當michael hardt以日本社會的freeter現像發問,說本質上只是散工的freeter,名字其實是日本招騁公司的修辭茅招,freeter的free,只是企業才能享受得到的特徵,勞工的代價卻是不穩定及低薪的勞動條件。所以引伸出來的問題是,如果john holloway的新革命觀念對現實進行的社會運動真的具有前瞻性,而不僅純粹是對個別社會運動的自我祝賀,這新觀念或者需要處理的問題,便是到底在甚麼條件,運用甚麼策略,freeter如何可以真正成為具創意、有尊嚴的自由勞動力?john的回覆,便索性跳過當中的策略及可行性問題,直接便跳到一個宣言:對!這就是要努力的方向!

即是說,哪怕理論上已能把革命主體順理成章地拒斥了原來的工人階級,並且原則上能賦與工廠外的勞動力予其應有的革命能量,但實際處於個別的勞動條件勞工如freeter或護理人員如何能裝備起革命力量,還是一個未知數如果不是一個謎。這個像是阿媽係女人的結論,但當中有著分天國與地獄的分歧。

問題還是結論?

論壇在雷動的掌聲中結束,但對不少問題還是懸在半空。john holloway如果真的從南美經驗中得啟發及希望,這些東西如何放在其他如亞洲地區而能避免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為甚麼當革命已不斷地(如在南美及歐洲)發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況卻不斷惡化?這裡並不是說他們旁觀比如亞洲的痛苦,然而說革命已經發生,聽來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換個講法,希望是一種祝賀的情緒,還是能夠成為其他地方可以應用或啟發的資源?還繞john holloway及michael hardt的這些問題其實已被問到無新意可言,而其他對這一波全球公義運動的批判(如運動缺乏連續性,和被白人中產社運積極份子壟斷等,詳見安徒年半前一系列的譯寫文章)亦已老生常談得連michael hardt也在最近日本的《週刊金曜日》的幾百字文章也有捫心自問。

讀過john holloway文章的人都會感到,他很詩化。而他作結時便說:當人們以為資本家會給一把小小的利刀直插心臟,我們卻應該預期,資本家其實將被千千萬萬的小密蜂叮死。而前仆後繼一浪接一浪的反抗運動便是千千萬萬的小密蜂。

九九年至今的全球社會運動聲勢越滾越大,「希望」這元素發揮了關鍵的作用。g8的counter forum都要邀請他們作為主題演講者,說明兩位作者將「希望」理論化無可否認的翹楚地位。但上述問題的懸而未決,或者說明了如何改變世界,如何想像革命,如何想像別種社會的可能性的問題,即使社運的積極份子都收皮了,還有待解決。密蜂的意像既有叮人的一面,至少還有勤勤懇懇反應式地勞動的工蜂,中間的距離如何過渡?

延伸閱讀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or…take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