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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直擊系列]洞爺第一天:遊花園都唔得

高濤

圖片說明:唔准人遊花園的防暴警察

今次日本為了八國峰會,設置重重關卡,會場遠在北海道洞爺湖畔一座像山上堡壘的酒店,示威者不要說衝入會場示威,就連遠遠瞄一眼也不行,因為你要在 二十多公里外的郊野公園紥營,若你有能耐作二十公里長征,你也只能去到距會場五公里範圍,縱有超強的大聲公,相信除了防暴警察和山上的小動物,誰也能聽不 到你的反對聲音。

「示威區」設於二十多公里外的三個郊野公園,是日本示威組織者在一個月前與警方爭取到的,限定示威者只能在那裏聚集紮營,如果要遊行示威,最多也只 能用腳長征。這令國際示威者不滿,有人提議不理禁令坐火車遊行,聲援日前被捕的四人,結果示威者由星期日峰會舉行前夕進駐豐浦町森林的營地後,便因這個遊 行方案爭論不休。日本組織者提醒,由於未經警方批准,被捕的風險達九成五,而即使留在營地的人,也可能受牽連,會議由星期日晚上九時,持續到星期一凌晨近 二時,睡醒後又由早上九時多開始,繼續未完的討論,到近中午仍未有共識。

對於這種永遠無法達成共識的會議,不少人變得不耐煩,會議未開完便各自散去。一批堅持遊行的示威者最終成行,但說來好笑,這次遊行只有三數十人,只 有一張大橫額,而且出發前申明不會做任何破壞,不會阻礙乘客,如果有警方阻擋,也不會堅持強行登車,只會向傳媒展示他們連這個簡單的示威權利也被拒,就會 回到營地。大伙兒在滂沱大雨中無聲無息的走了一段路,還未走出郊野公園徑,就被防暴警察攔著,交涉了一輪不果,帶頭的西班牙示威者向大家交代了警方的說 法,便率領大家回程,繼續開會。

法例對遊行的嚴、刑罰的重,以及日本組織者的審慎,令今次八峰會示威者步步為營。今日的遊行,對於向來以「激」聞名的反全球化示威來說,確實有點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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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直擊系列]韓版七犬

高濤

來到北海道八國峰會示威者雲集地,才知這裏也有韓版的「洞爺七犬」。分別是,香港七犬是media activists,來做拍攝報道;而韓版的七犬是來參與反八國峰會的activists,成為我們的採訪對象。

七犬的發起人,綽號是Dopehead,一頭長髮,一頂帽,再加一支結他,在G8集會遊行中又彈又唱,在嘉年華式遊行中也相當搶鏡。他在網上發起 「反G8網絡」(NO G8 NETWORK),結果吸引其他六名南韓人相約一起來日本抗議,有來自釜山,也有來自光州,都是二十多三十歲的年輕人。 05年韓農在香港反世貿,一隊隊紮上頭巾、身穿背心,有組織有策略有紀律的韓農團體與警方的攻守,相信大家記憶猶新。近來南韓反牛肉反李明博的運動 如火如荼,原本打算派二百人來的韓農,減到只有五十人,加上日本收緊入境管制,早幾日一批韓農在札幌被拒入境,將令韓農式示威場面不再。 現在我們所見的這位韓國朋友,就屬於「散兵游勇」,而且是個人色彩濃厚的韓國社運新生代。今年36歲的Dopehead,並不是什麼電波少年或網絡 快閃黨,有相當的見識和閱歷。小時候目睹警察揮拳把一名示威學生打到頭破血流致死,Dopehead說由那天開始,就明白到政權的本質,當有不聽話的人 時,就會不惜用合法的暴力將那個人殺死。

來日本前,Dopehead晚晚在首爾市中心參與反對美國牛肉的燭光晚會,為晚會創作歌曲,感到了群眾為切身利益而持續爭取的力量。今次能來日本, 也因為反牛肉運動籌集了一筆捐款,令他可以拿起結他走出國門,首次參加國際性的反全球化運動。不過這次經驗,卻是挫折重重,他對示威者沒完沒了的會議感到 失望,又見識到日本的保守示威文化。 南韓示威者與警察打交道經驗豐富,他們知道每名警察都有編號,如果警察無理動粗,他們懂得記下警察編號去投訴。Dopehead敏感地留意到,日本的防暴警察都用一塊小布,把胸前的號碼遮著,用意明顯不過。 相對於香港年年六四、七一的幾萬人示威和南韓示威的家常便飯,示威在日本少得多,規模也小,上星期六在札幌有G8峰會前最大的示威,估計一萬人參加,幾乎是歷來所見最大規模的示威。而日本警方的霸道,令一眾南韓活躍分子震驚。 日本的行動者經驗少,也似乎意識不到自己有權做什麼。當日警方粗暴地把帶領遊行的喇叭車車窗打破,把司機揪出,連在場拍攝的路透社記者一連四人被捕,其他示威者前往包圍警局。警員這時跟日本的遊行組織者說,根據程序,被捕的人當晚不會被釋放,叫他們離開,日本的組織者於是叫大家離開,結果引起一場 論爭。國外的示威者認為不應該走,Dopehead就堅持坐下來彈結他,認為有人被捕,不應該走,即使不能救那個人,也要向警察施壓。 各地的行動者每晚都會討論之後的行動,Dopehead就發覺日本的行動者通常都會匯報有關法律的問題,不能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他就不明白,遊行示威,不都是要爭取一些什麼權利嗎?

在香港,警方如未有足夠證據落案起訴,最長可以把被捕者扣留兩日,但在日本,最長可以扣留23日,外界相信,四名被捕的示威者,至少會被扣留至G8峰會結束之後,甚至有可能被判入獄。難怪近日示威者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警察不跟你講示威權利這一套。

「日本看來有民主制度,但社會其實沒有真正民主。」Dopehead如是說。

[G8直擊系列]日本的第一課──東京立川反戰運動

朱凱迪

這是關於一場社會運動和一個人的故事。

出發到日本採訪八大國峰會前,臨急臨忙翻了一些日本社會運動的書。我給自己的任務是,要從日本的社會運動經驗中吸取資源,以刺激在香港看似舉步維艱 的工作。最初是從議題出發──我在香港關心城市規劃和文化保育,於是順理成章地想了解日本的町造運動﹝Machizukuri﹞。結果,來了日本一個星期 還沒機會看町造運動,卻居然切入了本來最不﹝想﹞留意的日本反戰運動,更誤打誤撞到了日本社運史上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反戰場地。

那個地方叫立川﹝其北面的小鎮叫砂川﹞,離東京市中心大半小時火車程。因為沒錢住酒店,我和兩位民間記者在東京一個社會運動網絡安排下,拖着沉重的 行李到了立川車站,準備寄住在一個團體的辦公室裏。在火車站等候時,一個貌似露宿者、上顎掉了門牙兼留着及膝長髮的中年婦人迎着我們咧嘴而笑。我是直到同 行的日本朋友跟她熱情地說話,才確定這位正是我們在立川的東道──高田幸美。

像極了宮崎駿動畫中的巫婆的高田幸美,在夜深中領着我們回其「老巢」。「老巢」一如所料有陣陣異味傳出,混亂不堪,但有兩點特別引人注意。一﹞屋內 有幾道書牆,上面﹝奇怪地﹞整齊放着一排又一排文件和書本、有些文件匣的漢字標題很奇怪,如「一周監視」和「反天皇關係」,年份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 書則全部和軍事有關,如《防衛2005平成17年版》和《陸上自衛隊》,單看這些,反恐部門絕對「有理由」懷疑他們是準備發動暴力革命的「過激派」。二﹞ 從屋子的陽台看出去,是不見盡頭的漆黑一片,跟屋子裏的書和文件一樣神秘。

胡混地睡了一覺,寂靜的立川市郊,一到清晨卻熱鬧起來,不是人聲,是幾乎每十五分鐘便有一架軍用直升機飛過,有時是從屋後飛到屋前的空地,有時是從 空地飛往四面八方。這片空地,是東京都其中一個最大的自衛隊基地──「陸上自衛隊立川駐屯地」。而我們身處的「老巢」,就是從一九七三年開始長期「監視」 立川基地的老牌反戰團體──「帳幕村」﹝tent mura﹞。

在戰後日本歷史上,有兩場關於土地的重要社會運動,其一是一九六零年代反對興建成田機場運動﹝至今還有拒絕收地的農民,在跑道旁的私地耕種﹞,另一 場於再早幾年爆發,地點就在我們眼前這個立川軍事基地。立川機場在一九二零年代已經落成,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由美國軍管,美軍就將立川改為空軍基地。到 了一九五五年,美軍和日本政府公布要在立川北面的砂川徵地擴建跑道,馬上激起戰後日本第一場激烈的反美運動。運動由砂川的農民帶頭、加上僧侶、工人、學 生、左翼政黨聯手支援,數以千計民眾與警察頑抗,阻止政府的測量員到砂川進行測量,抗爭一直持續至一九五七年,美軍才宣布放棄測量工作,變相攔置擴張。這 是日本民間第一次成功阻止軍事基地擴張的重大勝利,為六十年代更為激烈的左翼反美運動揭開序幕。

一九六九年底,美軍在壓力下撤離立川空軍基地,三年後,陸上自衛隊突然強行進駐,日本民眾再次大規模動員起來,在立川市發起示威,又在基地外面長期 紮營抗議。立川市火車站外豎起了巨型的標語:「自衛官,你不能把槍口對向人民!」「帳幕村」就在那時成立,並開始持續了三十五年的抗議,直到現在。

「帳幕村」對抗自衛隊的策略很好玩。第一要緊的是阻止基地繼續擴張,因此,「帳幕村」從一開始便在基地北面的砂川開始耕種,那塊被稱為「基地擴張保 留地」的地帶,部分是政府在五十年代強徵回來的。「帳幕村」像下圍棋一樣,先堵住北面,到了八十年代末,為了堵住基地向南擴張的可能,「帳幕村」的成員籌 錢在基地以南的住宅樓中買了一個房子,名正言順地以業主身份對抗自衛隊。

阻止基地擴張外,「帳幕村」亦成了批判日本愈來愈右傾的軍事政策的重要橋頭堡。三十多年來,「帳幕村」成員堅持每月一次開車在立川市遊行反對自衛隊 基地,參加人數雖然只有十個左右,但已成為立川市獨一無二的「風景」。成員亦組成了監察組,監察基地內所有異動。高田幸美對於立川基地內有什麼類型的飛機 和數量瞭如指掌,當她留意到軍機數量大幅增加或種類有變化,例如加入了攻擊型直升機時,她便會聯絡立川市政府的公眾辦事處,要他們向立川基地查詢並施壓, 再組織行動抗議。

「帳幕村」還會籌辦一年一度的立川節以及環軍營賽跑﹝五十至一百人參加,包括玩音樂的、社運參與者、馬拉松選手等﹞,又定期印發「機關紙」﹝即會刊﹞,至今還有五百名訂戶。

三十五年來的堅持產生了巨大的力量,立川基地不單不能擴張,日本政府還在壓力下,將立川基地約一半的土地還給民眾,在八十年代初興建了「昭和紀念公 園」。「帳幕村」現在主要的工作,是反對立川市政府打算將「基地擴張保留地」改為地產發展項目謀利。高田幸美認為,「砂川鬥爭」是見證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 一役,「基地擴張保留地」只應該用作興建以反戰、和平及「抵抗歷史」為主題的公眾設施,令下一代不會忘記。這樣發展下來,立川的反軍事基地鬥爭竟又與城市 規劃和文化保育等議題連起來了,真的令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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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是人的連合,像「帳幕村」這樣持續經年的馬拉松抗爭,置身其中的人都靱力非凡。
高田幸美說完了引人入勝利立川基地鬥爭,就開始說她自己。

她是一九七三年生的﹝天呀!我當時問她一九七三年時是否已參加了「帳幕村」﹞,無獨有偶,她在北海道鹿部町的家鄉旁邊,又是自衛隊的操炮區,直升機 和炮彈聲早就陪着她成長。在札幌唸美術學院時迷上了嬉皮士文化,開始玩音樂,留dreadlocks頭﹝即不剪髮不洗頭讓頭髮「自然」捲成辮﹞。一九九七 年坐順風車由北海道來到立川附近的日野本町,和嬉皮士朋友紮營住在玉川河邊的樹林裏。從那時起,她開始以音樂介入社會運動,反對日野本町的澡堂加價﹝那是 住帳幕、廉價屋和露宿者必去的地方﹞,也開始參加「帳幕村」的活動。

住帳幕的浪遊生活在二零零零年底戛然結束。一場大水把帳幕和家當通通沖走,幸美無家可歸,遂搬到「帳幕村」的監視辦公室,也順便成了「帳幕村」的主要職員和農夫。

這八年裏,幸美遇上了「帳幕村」運動的第二個高潮。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動派出自衛隊到伊拉克,士兵正是由立川基地乘直升機到愛知縣的 小牧基地,再轉大型軍機到伊拉克。立川基地再次受到關注,「帳幕村」責無旁貸,成為反對日本出兵、讉責日本政府違反和平憲法第九條的運動重心。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自衛隊三十名先頭部隊出發赴伊,「帳幕村」印了抗議傳單,由三名成員拿到立川基地旁邊的自衛官宿舍,投入每一家的信箱。「帳 幕村」之前也不時將傳單投到宿舍門口的信箱,一直相安無事,這次卻刺中了日本政府的痛處。日本警視廳在一個月後以「住居侵入」罪名將三人拘捕。之後未經審 訊,將三人拘留在立川警局及法務省拘留所共七十五日。如此橫蠻行徑令輿論嘩然,亦令此案受到全國關注。審訊一共拖了三年,剛剛在今年年中結束,地方裁判所 判三人勝訴,但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分別判三人有罪,其中一人罪款十萬日円,幸美和另一人罰二十萬日円。「日本是一個非民主國家。」幸美如此總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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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是什麼令立川反基地運動歷久不衰?幸美很清楚地說出兩個原因,一﹞因為有「砂川鬥爭」的勝利歷史;二﹞因為運動和生活緊密結合。這兩點都說到 了關鍵,幸美就是後者的親身示範。離開東京前一天,我們一行人到了砂川農場幫忙除草。農場上還有一些老伯伯和老婆婆在耕種,大家在地裏忙着,自衛隊的軍機 就在天空上忙着。黃昏,我們攜着幾袋剛剛割下的蔬果回家,經過基地時,警察特意提高嗓門喊「你好嗎」以示威。幸美則展示其招牌「冇牙傻笑」面對挑釁,像是 說:這就是我的生活,你們能奈我何嗎?

我問,香港人無論搞什麼都是三分鐘熱度,我就是人版,為何你能在這間屋裏一獃八年?她反問我:「我不明白香港人為何一年兩年就離開。我認為不斷追求新的機會,是壞習慣,是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問,幸美,你參與反軍隊運動的思想動力﹝inspiration﹞是什麼?「當然有延續日本的六十年代的反戰學生運動,但更多是源自一九七零年代 的嬉皮運動。因為音樂,我受音樂運動影響很深。整個日本反戰運動,最大的刺激就是來自反越戰運動和美日安保條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的原爆﹞。」「那反省侵 略亞洲國家的過去,是不是另一種動力?」「我一定有感覺,日本對其他國家的殘酷侵略是其一個我投身反戰運動的原因。確實,日本的歷史有兩面,一面是侵略別 國的歷史,一面是被侵略的歷史。有的人會把兩面歷史都放在心裏,但一般的民眾,以至一般的市民社會團體,很多時都沒有想像力把兩面都想透。」

這不是什麼難明的道理,但當我親眼看到幸美對監察本國軍事力量的堅持、看到日本眾多團體反對修改和平憲法中「禁止以戰爭來解決問題及禁止建軍」的第 九條、看到日本人如何批判公帑過份投入在國防上、看到軍事基地對生態和文化的禍害如何被透徹地曝露,我才覺察到香港以至中國在這方面的缺席。解放軍在一九 九七年回歸時,為何需要全部接收英國殖民者為嚴管人民而遍植港九新界的軍事基地?為何解放軍有了昂船洲的海軍基地,還要在中環新海濱填海區興建長一百五十 公尺的軍事碼頭?為何香港人視解放軍的開放日為嘉年華會,卻沒有人要求解放軍將那些過多的操炮區和軍事基地還給市民?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詳細交代其 軍費支出,供人民監察。為何我們對軍隊、對暴力、對戰爭沒有了警惕?

日本的反戰運動,當然有其厚此薄彼的脈絡﹝經常強調受害的部分﹞,但我們是否只顧着說人家的不是,卻忘記問是什麼樣的脈絡,令香港以至中國沒有出於自省的反戰運動。這是我日本之旅學的第一課。

一﹞南韓旅行團四十人被拒入境,韓農十九人「預備拘留」

札幌街頭警衛森嚴,到處都是交通管制的牌子。

日本LABOR NET消息,南韓全國農民團體﹝女性農民團體﹞十九名成員,今日﹝七月四日﹞乘飛機抵達北海道札幌千歲機場,日本入國管理局不許他們入境,十九人至今處於 「預備拘禁」狀態。該十九名成員出示了邀請函,邀請他們的組織亦已作確認,但日本入國管理局仍然不許他們入境,正尋找驅逐他們離開的理由。

另外,較早時候,南韓一個四十人的旅行團抵達新千歲機場後亦被拒入境,儘管他們只是純粹來觀光。一行人已搭乘下一班飛機回南韓。﹝張建元口譯,迪潤飾﹞

二﹞美軍用運輸機將布殊專用直升機運到北海道

為了讓美國總統布殊參加五天後在北海道洞爺湖舉行的八國峰會,美國軍方﹝七月三日﹞用兩架c17運輸機把一架布殊專用的直升機和其他物資送到札幌新千歲機場。

按計劃,在新千歲機場和洞爺湖會場管制區內,所有VIP的接送都是由日本陸上自衛隊負責,包括以EC225直升機來運送貴賓,但美國總統布殊要用自己的直升機。

兩架C17運輸機從美國馬里蘭州的空軍機地出發,載着總統專用的VH60直升機,還有包括一百名美軍,於七月三日住進了千歲市的飯店。

同一天早上,日本的防衛省也在新千歲機場,為七月六日和七日接送VIP的程序做演練。防衛省出動了十二架直升機,演練了國賓步出機艙直至保安人員引導他們上直升機的程序,包括確認的手續,然後再演練直升機飛到洞爺湖。﹝張建元口譯,迪潤飾﹞

住在札幌媒體中心,沒有浴室,兩天下來渾身不自在,原本開到九點的反美軍基地論壇到五點半便忍受不了竄了出來,獨個兒在濕冷的札幌街頭閒逛。閒是閒,目標倒是有的──我要找一間便宜的公眾澡堂洗澡。

札幌很像北歐,空氣乾淨得清脆,像高跟鞋敲在鋼琴的高音聲部。街道兩旁很多千奇百怪的建築,和無人的咖啡店。騎單車的人比步行的人還多,而在日本, 單車是和行人共享馬路兩旁的空間,過紅綠橙時也是看行人的燈號,不是看車的燈號。這不是很正常嗎,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單車也比較接近行人而不是汽車吧,怎 能像香港那樣,強把單車擠出行車道,被汽車撞死後還會被埋怨騎得不夠小心。

走了十個路口,終於在一個轉角位找到一間公眾澡堂,名叫「千歲湯」。看裝修已經知道是社區澡堂﹝本地人總對外國人的消費力有太多幻想,我在論壇問人 澡堂在哪裏,一名日本女士答道,你想做SPA嗎?﹞,一看價錢牌,寫着「北海道知事告示料金」,成人三百九十円,我更是從心裏笑出來。在東京認識的社運歌 手高田幸美姐曾說,她在札幌唸美術時愛上hippie文化,玩音樂留dreadlock頭,卻沒有搞過社會運動。直至來到東京,露宿於東京郊區日野本町森 林時,才為了反抗公眾澡堂加價而站出來抗爭。當時我忘了問她憑什麼反對澡堂加價,澡堂的價錢,不是跟spa或桑拿一樣,按市場競爭自行調價嗎?原來不,在 日本,除了私家醫生的診金和藥費由政府劃一外,作為民眾﹝特別是低下階層以及露宿者﹞生活必去的澡堂,價格也是由各地政府統一決定,各縣市的金額不會相差 太遠。在這個物慾橫流,豆沙餅賣一百五十円一個的日本社會,見到這些關照窮人的價格管制,令人愈發認定,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有些底線還是要守的。

人嘛,有時不落到這個處境,就體會不到這些生活細節。高田幸美說,當初一班朋友站出來反對澡堂加價,是因為他們hippie網絡的朋友,就算有錢租房子住,也肯定沒有浴室,因此公眾澡堂和澡堂價錢成了眾人共同關注的頭等大事。

步入澡堂,老太婆掌櫃先領我放好鞋子,再領我到男子浴室,老太婆是全店唯一有權出入男湯女湯的人物。晚飯時候的澡堂人很少,一個人浸在熱水池裏,什 麼話都沒有,確實是平等的享受。關於澡堂,讀者肯定比我熟悉,裏面的間格設備就不多說了。在日本,散工、網吧難民和露宿者愈來愈多,洗澡成了急切要解決的 日常難題,也成了社會運動的激發點。沒想到吧。

下面是札幌街景:

東京札幌瑣記三則──民間記者實難捱

朱凱迪

來了一星期,做了一些採訪,參與了一些活動,仍未成稿,先寫一些日本的瑣事。

●之一──記於六月二十七日


《北海道新聞》有關香港民間記者被扣留的報道。

打開msn,很多朋友留言問候,叫我們在日本take care,對上一次收到這麼多take care,已經是六、七年前第一次到阿富汗的時候。但日本不是阿富汗,我們第一晚住的地方,電動抽水馬桶有暖水洗屁股,精緻的東京神保町街道彷彿一塵不染。我們是被扣留了十七小時,但過咗關就神仙,想到將被覊留十多天的馮炳德和馬楚明,所有的take care其實應該歸於他們。

零五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後,我對這些國際會議及針對性的國際串連反對活動感覺很厭倦,雖然我知道我對兩種聚合的認識都達不到能下判斷的程度。去年有朋友提到今年夏天要來日本,我已經心生抗拒,我很怕在香港的經驗又在日本重複一次──連日的示威並沒有令我對其他地方的情況、反抗運動的未來多了理解,示威的對立面卻漸漸地由那捉摸不定的複雜跨國貿易體制,過渡為可見的警察和入境人員。在地的抗爭,像香港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或南韓的反美國牛肉入口,你清楚對手是一個要向人民負責﹝至少在名義上﹞的政權,產生的能量可以把官員拉下台,可以貼身地讓人民感到權力的流動。但在遙遠的日本和一班只能以英語互通的國際友人反對另一班大國領袖的聚合以至討論離切身經驗很遠的貧窮、環境、戰爭、剝削,無力感無時無刻都潛伏着。不過,我偏偏又來了。

而這次旅程居然又是對抗在地的入境體制開始,觀察者和認識者忽然成了主角。幾乎是慣性的焦點轉移令人懷疑那是政權和主流媒體的合謀──「讓我們談點別的吧,例如入境自由。」香港主流媒體照例把事情簡單化,幾個又好又傻的青年,自掏腰包去做正當的事,卻被小壞人﹝日本政府﹞無理阻攔,然後大壞人﹝香港政府﹞還涉嫌出賣市民的個人資料。我們置身現場的人,看到的則是另一些事情。

譬如我想說一下,把我們帶進日本的是怎樣的政治過程。被扣留一晚上後,我們在六月二十七日早上開始找人幫忙。香港的朋友替我們找了日本網上電視台our planet tv向日本入境部門交涉,our planet tv成員白石草小姐與我們素未謀面,卻向日本ministry of justice表示將承擔我們一切責任。另一邊廂,由於我們這次來也希望認識日本的政治圈,因此約了去年當選參議院議員的愛滋病權益及綠色運動參與者川田龍平做訪問。我想身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如果川田龍平知道將要訪問他的香港人連日本國境也不能進,應不會袖手旁觀,因此冒昧發電郵和致電求救。川田的秘書表示,知道消息後,不斷致電ministry of justice施壓;而後來我們才知道,在香港的日本朋友也替我們找到左翼社會民主黨﹝前第二大黨社會黨改組後的新政黨﹞的高層加入施壓,還有日本人權律師組織WATCH亦隨時等候幫忙。

白石草小姐在之後一篇日文報道中,詳細說明了跟入境部門交涉的經過,大家可用google的翻譯網來看。非常明顯,日本入境部門是因為有政治人物出面,然後臨時推翻了驅逐我們出境的決定。如此政治操作,到處也是,但像日本這樣着迹,實在令人開眼界。

這次我們走運,找到個硬後台扭轉局面,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或找不到後台,無聲無息地被拒入境。我想起在入境部門覊留中心內的住客。那個位於入境大樓內的覊留中心,專門扣留被當局懷疑的入境者,由於整個盤問和上訴過程可以拖至一星期以上,覊留室內其他住客有些已捱了四天「沒有電話、沒有行李、沒有紙筆、食物要自己出錢買」的囚牢日子。除了睡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保安的監視下在走廊抽根煙。我們被扣押的房間,還有一名蒙古人,他已經留了四十八小時,保安員背着他向我說,你們可以走了,他要等到明天,然後走了一個飛機飛行的動作──他將會被拒入境。我們揹着行李離開覊留室,繼續問話,鐵閘關上,我回頭看,走廊只剩下一名非洲人靜靜地抽煙。

●之二──記於六月三十日


liza在記者會上發言。

六月三十日下午,原本約了新任參議員川田龍平做訪問,早上卻收到秘書電話,說川田先生精神很差,會面要取消。不過我們還是去了日本參議院的議員會館,出席由g8 media centre舉行的記者會,講述二十六及二十七日被拘留於入境部門的經過。到場講述的還有於東京成田機場被扣留十一小時的Liza Fithian。

Liza來自美國,她參與社會運動已經三十五年,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訓練組織者,以及發起private equity creative action network,專門監察資本家以買賣公司借貸避稅來牟利的private equity firm。她應非政府組織網絡邀請,到東京和北海道出席論壇,她亦準備在會議期間拍攝。Liza在機場被扣留的時間比我們短,但待遇則更為奇怪。她出示了非政府組織的邀請信及其他文件,但仍被入境部門調查員每小時盤問一次,要求她再交待得詳細一點,詳細至每小時會做什麼。她說,盤問員亦非常有興趣她在論壇的發言,當她提到將會在發言中提到「自由」時,盤問員顯示出很大的興趣。「想來也挺荒謬的,因為我恰恰正是失去了自由。」最後,入境部門只批准她留至七月四日──即八國峰會之前。Liza可以選擇馬上離開,或者入境等候上訴,她選後者,但未等到上訴結果,入境部門已致電航空公司將其機票改至七月四日。

「那不正是G8的病癥嗎?人民的聲音被迫收聲,採訪的人也被迫收聲。」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遭到類似待遇。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襲擊後不久,她到加拿大出席類似的國際會議,加拿大反恐部門把她關押了三天才放人,後來卻公開發聲明向她道歉。

翌日,與Liza通電話,日本當局駁回其上訴。我們在她離開前跟她做了一個訪問,談全球公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這十年的發展,以及她對資本、政黨、權力的看法,阿野將會撰寫報道。

對於超過十名示威者被拒入境、論壇講者被迫縮短行程、以至民間記者被扣留,日本的主流媒體記者也感到很不尋常,聽說NHK電視台的記者準備做跟進調查報道,日本國會議員也會提出質詢,但這些已經跟八大國峰會無甚關係了。

●之三──記於七月三日


與高田幸美攝於立川的居酒屋。

有香港電視台的記者告訴我,去日本採訪八大國會峰會是記者眼中的「荀JOB」,簡直就像免費到日本旅遊。會議舉行地點、北海道洞爺湖是著名的風景區,元首們識飲識食識嘆,有大機構支持的記者也順便沾沾光。但對沒有公數可開的民間記者以及反峰會人士,日本這個地方着實是噩夢。來往香港和日本的機票、日本國內的長途交通、市內短途交通都是必須的「八十大板」,想省也省不得﹝來自歐美的也有可能截到順風車,由東京到札幌,黃皮膚就不用想了﹞,能省的就只是住宿和飲食。

這時,日本的社會運動網絡便成了救命恩人。我們當中有朋友選擇跟露宿者團體睡在東京代代木公園,還有更多是睡在社運團體的辦公室。但正所謂寄人籬下,很多事情自己都作不了主,譬如什麼時候能搬進去,可以住多少天等。結果,我們來到東京頭兩天便不斷拿着沉重的行李,在東京街頭左穿右插,身體都累壞了,報道又做不成。這只是難處之一,更難的是,我們都是初來日本,不諳日語,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比來掃貨享受的港人都不如。日本人的英語大部分是有限公司,我們又沒有錢請翻譯,因此花在溝通的力氣非常多,也講運氣。

沒有網絡、不懂日語,去民間舉辦的八國峰會論壇聽聽日本講者發言,也是不得已的切入點。但這又面對另外一些障礙,首先是無論會議場地、媒體中心、或者開派對的地方,全部都很分散,日本地址又沒有街名,我們就像玩「城市定向遊戲」,常常搞了老半天才到會場,會議已差不多過了一半。未進場先付費,最平的五百円,最貴的五千円,如果把重要的會議都聽完,非得三、四萬円不可。而最難頂的是,當你給了一餐飯錢進場,才發現講者的日語發言沒有英語翻譯,只有英語講者的發言才有日語翻譯,最後能做的就是翻翻手上的發言稿英譯,算是聽了。

不過,我們在東京的運氣還算是好的。來到東京後第二晚,我們便由朋友帶着,住進了位於東京西面立川市自衛隊基地旁、一個名叫tent mura的監察軍隊組織。我們在這個地方住了四個晚上,慢慢才知道立川和北面的砂川,是日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社運鬥爭場地,與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互相輝映。辦公室的主持人高田幸美和我們三個民間記者混得很熟,我們用圖畫、用手勢、用漢子、再加點點英語溝通,談了整整兩天。非常inspiring的一次經歷。我將盡快在札幌期間寫出來。

昨日到了札幌,由於有民間媒體中心幫助,工作也暢順起來了。民間媒體中心就是專門供民間記者上網、做錄影節目、開記者會、以至睡覺的地方,由主要由日本和南韓的民間媒體工作者合力組成。這些民間媒體中心當然沒有官方的媒體中心那麼豪華,但確實大大地促進了民間記者的工作。我們三個人在東京,一直沒有機會長時間上網找資料做文章,工作效率就打了折扣。從今天起,我們的報道將會更快地更新,也會有更多的背景資料,這些都要感謝一班民間媒體工作者的努力。

媒體中心設備齊全,為民間記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最重要是可以隨意上網。


民間記者睡在媒體中心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