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are currently browsing the tag archive for the ‘民間報導’ tag.

[g8直擊系列]町造與社區電台──從神戶災區重建中學習

朱凱迪

DSCF1519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日本關西神戶市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超過六千人死亡。城西的長田區,二戰時沒受美軍空襲,因此留有很多戰前木建築。這些 老房子在地震後的大火中幾乎毀盡,數以百計老人被燒死。另外,老區也因為租金低廉,一直是留日韓國人、越南難民、菲律賓和南美等地新移民的聚居地,由於語 言障礙及種族歧視,他們與日本人關係疏離。地震後,許多救災資訊只以日語發放,少數族裔陷入更大的窘境。

十三年後走進長田區,沒有一點頽垣敗瓦的痕迹,街道和房屋井井有條、煥然一新,不過比硬件的重建更珍貴的,是災後人際關係的再造,以及貧富兼顧的社區規劃原則。促成這些發展的,全靠一個社區電台和一個町造﹝即社區建設﹞協議會。

●●●

DSCF1844
圖中右一為FMyy社區電台負責人日比野純一先生,中間為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事務局長河合節二先生。

十三年前的神戶大地震,和今年的四川地震一樣,激起了民間社會的爆發,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趕到災區。當年在東京一間報館任職的日比野純一先生,在地震 發生前四天剛巧辭去了工作。地震後,他從新聞看到神戶長田區受災嚴重,知道越南人因為語言不通,根本不知道哪裏可以得到幫助,難以自救。「我馬上到圖書館 翻查資料,這才了解到越南人在神戶的處境。於是馬上趕到長田區救人,並在那邊的災民中心住下來。」

在長田區,外國人佔人口的百分之十:殖民時期被帶到日本的韓國人及其後裔約一萬人、八十年代來到的越南人有約八百﹝主要在鞋廠工作﹞,還有來自中 國、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地震前,每個族群互不理睬,主流日本人,尤其是老人家有很重的歧視心態。」地震後,長田區的日本人迫於無奈要和外國人一同生活 在災民中心,再加上同樣淪為災民的山口組黑幫,尤如困獸鬥,打架爭吵不時發生。

訪問前,我想當然地以為是志願者引導災民走向種族融合,實情是災民在經過一個月困獸鬥後,慢慢互相認識,自己體會到融合的需要。「一個月後,災民中 心收到的物資漸多,生活稍稍安頓,不同種族的災民開始互相認識,語言不通,就以食物和音樂做中介。當時災民開始開派對,越南人煮愈南菜、日本人煮日本麵, 很多日本老人家是第一次吃到越南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過去日本人不會去問越南人的名字,只會喊『這個/那個越南人』,但在災民中心生活久了,慢慢 成了朋友。有日本人開始學越南話,越南人也邀請日本人進屋裏坐。不同種族的災民其實都想和諧共處,卻不知道怎樣突破障礙。」

最先動起來的是韓國人,他們在兩星期後開始在長田區設立社區電台FM Yabuseyo,以韓語及日語廣播救災消息並提供娛樂,因為他們知道,在災區,正確的資訊非常重要。韓國人的需要源自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的慘痛記憶。 那次地震和神戶地震一樣,在城市中引發大火,導致死傷無數,當時有謠言指是韓國人縱火並落毒,東京都部分日本人信以為真,在街上屠殺了六千名韓國人,一些 日語講得不純正的中國人和沖繩人亦同樣遇害。

接着,越南人社群在日本志願者的協助下,也成立了社區電台FM Yaumen,廣播的語言有法語、西班牙語、菲律賓語和英語。兩個非法廣播的電台很快就合二為一,名為FMyy﹝http: //www.tcc117.org/fmyy/index.php﹞,現在每星期七日,每日廣播十小時,廣播語言亦擴展至十種,包括日本南部群島的方言。 雖然電台的接受範圍只有半徑十公里,但FMyy對日本社區電台的發展影響深遠,政府也按特例向他們發牌照。

日比野先生說,Fmyy不單是一個社區電台,而是社區營造的一部分,居民不單止聽,也會參加社區中心的活動。他畫了一張圓圈來形容不同社群的互動, 日本人社區←→社區組織←→少數族裔←→日本人社區,社區電台則是在這些關係中無處不在的大氣電波。「我們相信,多元文化是發展社區的動力。當然,我們的 目標不單是在一個社區,而是要在日本建立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別於目前單一文化社會﹞,不明白日語的人也在可以安穩地在社區生活。」近年,FMyy開始擴展 工作,設立翻譯政府公文的服務,並爭取神戶市政府制訂兼容多元文化的政策。

DSCF1698
fmyy錄音室。

DSCF1696
fmyy之前製作的多語災難應變手冊。

再談下去,FMyy的社區電台理念就愈發清晰。社區電台的祖宗是六十年前在波利維亞礦場工作的原住民。他們借電台廣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日比野先生 說:「在墨西哥,五百年前有二百多種語言,經過西班牙殖民統治及目前的單一文化政策,只剩下六十。直到今日,墨西哥政府仍然透過主流教育來排擠原住民的語 言和文化。社區電台就是反抗的工具。」因此,社區電台是要確保另類聲音/語言不被消滅,而要保住另類聲音,就是要保住改造社會的能力。

●●●

與FMyy電台在社區內緊密合作的,還有長田區野田北部地區町造﹝Machizukuri,可譯作「社區建設」﹞協議會。社區電台營造尊重多元文化的氣氛,町造協議會則讓居民自己動手,營造更宜居的生活空間,兩者雙輔兩承。

河合節二先生在野田北部地區出生,今年四十七歲。在地震發生前兩年,他就與一些街坊聯合,成立野田北部地區町造協議會。若以香港的體制來比較,町造 協議會是在街坊福利會和區議會之間的組織,是一個法定註冊機構,透過民眾直接參與的方法,解決社區裏的規劃及環境問題。協議會管理的範圍大約十三公頃,人 口約二千人。簡單說,町造協議會就區內的發展項目取得居民共識,然後向市政府要求撥款執行,反過來,當市政府要主動地在區內進行建設,也要先透過協議會取 得居民支持。

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成立後第一個項目,是把區內一塊業權不明的荒地開闢成公園﹝大國公園﹞,並且擴闊通向公園的行人/單車徑。商議、處理業權、游說 政治資助至興建,差不多花了兩年,工程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一個月後,地震發生,大國公園成為區內重要的避難所,而那條擴闊了的馬路,亦稍稍擋住了地 震後的大火。

DSCF1777
大國公園。

DSCF1716
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第一項工程,包括擴闊通往大國公園的行人路。

DSCF1710
大國公園內設立的紀念碑,有當年野田北部的災情。

地震令町造協議會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一開始時,町造協議會主要是幫助居民生存下來。我們邀請了天主教會神父和醫院院長加入了協議會。協議會認為,這區 的﹝不同種族的﹞居民愈來愈互不相識,地震後,誰死了誰活着都沒人管。這是社區最大的問題。因此,協議會定下原則,要為所有種族的居民服務。協議會支持實 踐多元文化的FMyy社區電台。慢慢發展下來,多元文化就成了這裏的特色。譬如協議會決定,區內的路牌和標記都要附有多種文字。」

協議會另一項教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是化解業主和原租戶在重建時可能出現的矛盾。「在神戶,很多社區都發生業主和租戶之間的矛盾。野田北部地區做得很 好,不管是業主還是租戶,我們認為,住在這區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不希望有人因為重建而被迫遷,反而希望舊的街坊和年輕人能夠搬回來。」

這些想法,於香港肯定被嘲為妙想天開,在野田北部卻成功落實。之前提到,地震前的野田北部很多木舊房,吸引了不少基層居民租住,如果由得業主在地震 後自行重建,租金肯定會上升,很多居民可能要搬走。於是,協議會聯同市政府和業主商討,最終達成共識:業主將地皮租給政府二十年,由政府興建樓層較多的低 租金住房給原租戶,並由政府管理。這樣,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雖然也變相放棄了炒賣的機會﹞,租戶也能繼續留在社區。此外,協議會為了擴闊社區內的馬路闊 道,令救護車能通過,與區內業主達成協議,要求新建房子一律往後退五十厘米,以換取政府稍稍放寬發展的高度限制。

很難想像一個小小的町造協議會﹝只有二千居民!﹞,居然能發揮比香港一個人口幾十萬的區議會更大的力量,能夠推動尊重居民生活權利的規劃方案,儘管方案可能限制了土地的價值。我問河合先生,為何可以這樣?

他說:「我在野田北部出生,在天主教會辦的幼稚園讀書,那間幼稚園在地震中毀了。我在野田北部經歷了地震,在廢墟中挖出很多每天跟我講早晨的老太太 的屍體。見到社區幾乎夷為平地,我很想在我有生之年,看看這個社區會重建成什麼模樣。﹝什麼是理想的社區呢?﹞在地震後一次協議會會議上,我跟其他成員說 了自己的願望。我希望社區能回復平靜,居民可以三代同堂一起生活。經過十年的努力,現在不單止有三代同堂,連四代同堂也見到了。現在我關注的是如何延續下 去。」他一句也沒有提過錢,無論貧富、無論種族,總之都能安穩生活,就是好。

●●●

DSCF1682
社區酒吧。

我們在長田區參觀那天,碰巧一名由德國來的實習生搞告別派對。在社區中心的草地上,有韓國人、有越南人、有秘魯人、有香港人、有日本人、有中國人、 也有來自歐美的,韓國居民替大家煮了很美味的牛什煲。河合節二先生站在大國公園,向我們介紹周圍每一家店每一戶人如何捱過地震。八十年歷史的和果子店繼續 日復日地營業,小孩在公園裏燃點七色煙花。這些景象令人貼心地體會到何謂「社區營造」,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共同信仰的價值,什麼是開放和包容,都是 透過十幾年來不斷經營和協商來確認。

在大國公園旁邊,豎立了《野田北部 美化城市宣言》,千錘百鍊出來的三點共識是:
○我們肯定會收拾好狗和貓的糞便!!
○我們決不會亂停自行車,違法停車!!
○我們決不會把垃圾和烟頭到處亂扔!!
大家一起來努力吧!!拜託了!
平成16年6月17日

日本有時的確誇張得有點超現實,你說香港怎樣學得來呢?

原刊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星期日明報

三年前wto第六次部長級在香港舉行,一班「民間記者」樂得每天拋妻棄子六親不認的往街上跑,真箇「不在抗爭現場,就在往抗爭現場的路上」。以當時大量人大量的投入,當然收到很多風,建立了很多關係,也打了許多架,甚麼盾牌催淚彈鐵馬陣都經驗過。但以當時的人腳,絕對可以協調得更好,產量更多。

出發去日本採訪g8,還這筆民間獨立媒體工作的債,怕是不認還需認的背景罷。也因為如此,在機場過了差不多廿小時後,晚上回到下塌處收到催魂電郵,說全香港的媒體都在報導香港獨立媒體網的記者在日本被扣留,唯獨是香港獨立媒體網沒有相關的文章,民間記者當晚就開工,虛心受教不敢怠慢。

民間記者,與主流媒體記者相似的地方,是大家也不過是寫文章拍片段,把消息傳遞開去。但有點不同的是,幹嗎要傳遞開去?說上星期六發生的一段小插曲。

警察是一個保安功夫做得相當好的政府部門,換句話說就是相當封閉。在香港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若有社運朋友在行動中被警察捉去,單是被帶到哪間警署去了,好讓其他人安排律師協助,也是諸多阻撓百般隱瞞的——更別說在無人知道的情況下被捕了的朋友。

剛過去的星期六,是反g8的國際行動日,幾千人聚集在平時蚊都唔多隻的札幌街頭,邊嘉年華邊表達各自的訴求。大遊行的隊伍中,有穿似和服的的農民,有以一生人的時間參與日本反戰反核運動的公公婆婆,有punk頭異服的無政府酷兒,有嘈到拆天的drum circle,有全球公義運動的明星扯線公仔。

一隻洞爺犬說,老大難得帶大班手足出街,當然要抓幾個才算交功課。當天一共抓了三位行動者,及一位記者。該名大通訊社記者據稱是在人群中與警察身體有點接觸,三爬兩撥便給警察扯出人堆中,然後只夠時間給遊行組織者的律師小組的成員留張咭片便被帶了上警車。而整件事,在遊行路線沿途的一條小橫街上發生的。

當中的經過,給另一隻洞爺犬全程拍下。

奇怪的是,當主辦者在遊行解散前公佈,沒有提及無端被捕的記者。然後當筆者帶著洞爺眾犬拍的帶回媒體中心剪接時,消息似乎才逐漸傳開去。民間記者的紀錄,取諸運動,當然用諸運動,立即抄到媒體中心的資料庫裡,給他她們也作剪接用,作寫聲明用,而且負責拍攝的洞爺犬當晚更出席g8 media network的live streaming電視節目。怎麼也好,那都至少是一些材料,即使想支援這位大概沒甚麼日本社會運動背景或關係的記者,也有些少立足點。甚至再簡單一點,至少能有證有據地公告有位攝影師被抓了——日本冷知識,警察可以在沒提起訴的情況下,把任何人拘留二十三天的。日本人老外沒有例外。

沒錯洞爺七犬多少是為了補償零五年wto期間只顧抗爭忘了獨立媒體工作這筆集體債,但仍似乎失諸太乾脆地把獨立媒體及社會運動區分及對立起來。兩者如何互相推動當然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但在如g8、imf、wto等大型國際會議中,希望與失望,力量與沮喪等,一直並行不悖——大型群眾動員、有色彩及創意的行動使人有力量,但旋起旋滅浪奔浪流的瞬間及事件又可叫人無邊的空虛。民間記者累積不同經驗,要克服的,就是當中的深淵。

[g8直擊系列]洞爺第一天:遊花園都唔得

高濤

圖片說明:唔准人遊花園的防暴警察

今次日本為了八國峰會,設置重重關卡,會場遠在北海道洞爺湖畔一座像山上堡壘的酒店,示威者不要說衝入會場示威,就連遠遠瞄一眼也不行,因為你要在 二十多公里外的郊野公園紥營,若你有能耐作二十公里長征,你也只能去到距會場五公里範圍,縱有超強的大聲公,相信除了防暴警察和山上的小動物,誰也能聽不 到你的反對聲音。

「示威區」設於二十多公里外的三個郊野公園,是日本示威組織者在一個月前與警方爭取到的,限定示威者只能在那裏聚集紮營,如果要遊行示威,最多也只 能用腳長征。這令國際示威者不滿,有人提議不理禁令坐火車遊行,聲援日前被捕的四人,結果示威者由星期日峰會舉行前夕進駐豐浦町森林的營地後,便因這個遊 行方案爭論不休。日本組織者提醒,由於未經警方批准,被捕的風險達九成五,而即使留在營地的人,也可能受牽連,會議由星期日晚上九時,持續到星期一凌晨近 二時,睡醒後又由早上九時多開始,繼續未完的討論,到近中午仍未有共識。

對於這種永遠無法達成共識的會議,不少人變得不耐煩,會議未開完便各自散去。一批堅持遊行的示威者最終成行,但說來好笑,這次遊行只有三數十人,只 有一張大橫額,而且出發前申明不會做任何破壞,不會阻礙乘客,如果有警方阻擋,也不會堅持強行登車,只會向傳媒展示他們連這個簡單的示威權利也被拒,就會 回到營地。大伙兒在滂沱大雨中無聲無息的走了一段路,還未走出郊野公園徑,就被防暴警察攔著,交涉了一輪不果,帶頭的西班牙示威者向大家交代了警方的說 法,便率領大家回程,繼續開會。

法例對遊行的嚴、刑罰的重,以及日本組織者的審慎,令今次八峰會示威者步步為營。今日的遊行,對於向來以「激」聞名的反全球化示威來說,確實有點不可思議。

[g8直擊系列]韓版七犬

高濤

來到北海道八國峰會示威者雲集地,才知這裏也有韓版的「洞爺七犬」。分別是,香港七犬是media activists,來做拍攝報道;而韓版的七犬是來參與反八國峰會的activists,成為我們的採訪對象。

七犬的發起人,綽號是Dopehead,一頭長髮,一頂帽,再加一支結他,在G8集會遊行中又彈又唱,在嘉年華式遊行中也相當搶鏡。他在網上發起 「反G8網絡」(NO G8 NETWORK),結果吸引其他六名南韓人相約一起來日本抗議,有來自釜山,也有來自光州,都是二十多三十歲的年輕人。 05年韓農在香港反世貿,一隊隊紮上頭巾、身穿背心,有組織有策略有紀律的韓農團體與警方的攻守,相信大家記憶猶新。近來南韓反牛肉反李明博的運動 如火如荼,原本打算派二百人來的韓農,減到只有五十人,加上日本收緊入境管制,早幾日一批韓農在札幌被拒入境,將令韓農式示威場面不再。 現在我們所見的這位韓國朋友,就屬於「散兵游勇」,而且是個人色彩濃厚的韓國社運新生代。今年36歲的Dopehead,並不是什麼電波少年或網絡 快閃黨,有相當的見識和閱歷。小時候目睹警察揮拳把一名示威學生打到頭破血流致死,Dopehead說由那天開始,就明白到政權的本質,當有不聽話的人 時,就會不惜用合法的暴力將那個人殺死。

來日本前,Dopehead晚晚在首爾市中心參與反對美國牛肉的燭光晚會,為晚會創作歌曲,感到了群眾為切身利益而持續爭取的力量。今次能來日本, 也因為反牛肉運動籌集了一筆捐款,令他可以拿起結他走出國門,首次參加國際性的反全球化運動。不過這次經驗,卻是挫折重重,他對示威者沒完沒了的會議感到 失望,又見識到日本的保守示威文化。 南韓示威者與警察打交道經驗豐富,他們知道每名警察都有編號,如果警察無理動粗,他們懂得記下警察編號去投訴。Dopehead敏感地留意到,日本的防暴警察都用一塊小布,把胸前的號碼遮著,用意明顯不過。 相對於香港年年六四、七一的幾萬人示威和南韓示威的家常便飯,示威在日本少得多,規模也小,上星期六在札幌有G8峰會前最大的示威,估計一萬人參加,幾乎是歷來所見最大規模的示威。而日本警方的霸道,令一眾南韓活躍分子震驚。 日本的行動者經驗少,也似乎意識不到自己有權做什麼。當日警方粗暴地把帶領遊行的喇叭車車窗打破,把司機揪出,連在場拍攝的路透社記者一連四人被捕,其他示威者前往包圍警局。警員這時跟日本的遊行組織者說,根據程序,被捕的人當晚不會被釋放,叫他們離開,日本的組織者於是叫大家離開,結果引起一場 論爭。國外的示威者認為不應該走,Dopehead就堅持坐下來彈結他,認為有人被捕,不應該走,即使不能救那個人,也要向警察施壓。 各地的行動者每晚都會討論之後的行動,Dopehead就發覺日本的行動者通常都會匯報有關法律的問題,不能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他就不明白,遊行示威,不都是要爭取一些什麼權利嗎?

在香港,警方如未有足夠證據落案起訴,最長可以把被捕者扣留兩日,但在日本,最長可以扣留23日,外界相信,四名被捕的示威者,至少會被扣留至G8峰會結束之後,甚至有可能被判入獄。難怪近日示威者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警察不跟你講示威權利這一套。

「日本看來有民主制度,但社會其實沒有真正民主。」Dopehead如是說。

[G8直擊系列]日本的第一課──東京立川反戰運動

朱凱迪

這是關於一場社會運動和一個人的故事。

出發到日本採訪八大國峰會前,臨急臨忙翻了一些日本社會運動的書。我給自己的任務是,要從日本的社會運動經驗中吸取資源,以刺激在香港看似舉步維艱 的工作。最初是從議題出發──我在香港關心城市規劃和文化保育,於是順理成章地想了解日本的町造運動﹝Machizukuri﹞。結果,來了日本一個星期 還沒機會看町造運動,卻居然切入了本來最不﹝想﹞留意的日本反戰運動,更誤打誤撞到了日本社運史上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反戰場地。

那個地方叫立川﹝其北面的小鎮叫砂川﹞,離東京市中心大半小時火車程。因為沒錢住酒店,我和兩位民間記者在東京一個社會運動網絡安排下,拖着沉重的 行李到了立川車站,準備寄住在一個團體的辦公室裏。在火車站等候時,一個貌似露宿者、上顎掉了門牙兼留着及膝長髮的中年婦人迎着我們咧嘴而笑。我是直到同 行的日本朋友跟她熱情地說話,才確定這位正是我們在立川的東道──高田幸美。

像極了宮崎駿動畫中的巫婆的高田幸美,在夜深中領着我們回其「老巢」。「老巢」一如所料有陣陣異味傳出,混亂不堪,但有兩點特別引人注意。一﹞屋內 有幾道書牆,上面﹝奇怪地﹞整齊放着一排又一排文件和書本、有些文件匣的漢字標題很奇怪,如「一周監視」和「反天皇關係」,年份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 書則全部和軍事有關,如《防衛2005平成17年版》和《陸上自衛隊》,單看這些,反恐部門絕對「有理由」懷疑他們是準備發動暴力革命的「過激派」。二﹞ 從屋子的陽台看出去,是不見盡頭的漆黑一片,跟屋子裏的書和文件一樣神秘。

胡混地睡了一覺,寂靜的立川市郊,一到清晨卻熱鬧起來,不是人聲,是幾乎每十五分鐘便有一架軍用直升機飛過,有時是從屋後飛到屋前的空地,有時是從 空地飛往四面八方。這片空地,是東京都其中一個最大的自衛隊基地──「陸上自衛隊立川駐屯地」。而我們身處的「老巢」,就是從一九七三年開始長期「監視」 立川基地的老牌反戰團體──「帳幕村」﹝tent mura﹞。

在戰後日本歷史上,有兩場關於土地的重要社會運動,其一是一九六零年代反對興建成田機場運動﹝至今還有拒絕收地的農民,在跑道旁的私地耕種﹞,另一 場於再早幾年爆發,地點就在我們眼前這個立川軍事基地。立川機場在一九二零年代已經落成,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由美國軍管,美軍就將立川改為空軍基地。到 了一九五五年,美軍和日本政府公布要在立川北面的砂川徵地擴建跑道,馬上激起戰後日本第一場激烈的反美運動。運動由砂川的農民帶頭、加上僧侶、工人、學 生、左翼政黨聯手支援,數以千計民眾與警察頑抗,阻止政府的測量員到砂川進行測量,抗爭一直持續至一九五七年,美軍才宣布放棄測量工作,變相攔置擴張。這 是日本民間第一次成功阻止軍事基地擴張的重大勝利,為六十年代更為激烈的左翼反美運動揭開序幕。

一九六九年底,美軍在壓力下撤離立川空軍基地,三年後,陸上自衛隊突然強行進駐,日本民眾再次大規模動員起來,在立川市發起示威,又在基地外面長期 紮營抗議。立川市火車站外豎起了巨型的標語:「自衛官,你不能把槍口對向人民!」「帳幕村」就在那時成立,並開始持續了三十五年的抗議,直到現在。

「帳幕村」對抗自衛隊的策略很好玩。第一要緊的是阻止基地繼續擴張,因此,「帳幕村」從一開始便在基地北面的砂川開始耕種,那塊被稱為「基地擴張保 留地」的地帶,部分是政府在五十年代強徵回來的。「帳幕村」像下圍棋一樣,先堵住北面,到了八十年代末,為了堵住基地向南擴張的可能,「帳幕村」的成員籌 錢在基地以南的住宅樓中買了一個房子,名正言順地以業主身份對抗自衛隊。

阻止基地擴張外,「帳幕村」亦成了批判日本愈來愈右傾的軍事政策的重要橋頭堡。三十多年來,「帳幕村」成員堅持每月一次開車在立川市遊行反對自衛隊 基地,參加人數雖然只有十個左右,但已成為立川市獨一無二的「風景」。成員亦組成了監察組,監察基地內所有異動。高田幸美對於立川基地內有什麼類型的飛機 和數量瞭如指掌,當她留意到軍機數量大幅增加或種類有變化,例如加入了攻擊型直升機時,她便會聯絡立川市政府的公眾辦事處,要他們向立川基地查詢並施壓, 再組織行動抗議。

「帳幕村」還會籌辦一年一度的立川節以及環軍營賽跑﹝五十至一百人參加,包括玩音樂的、社運參與者、馬拉松選手等﹞,又定期印發「機關紙」﹝即會刊﹞,至今還有五百名訂戶。

三十五年來的堅持產生了巨大的力量,立川基地不單不能擴張,日本政府還在壓力下,將立川基地約一半的土地還給民眾,在八十年代初興建了「昭和紀念公 園」。「帳幕村」現在主要的工作,是反對立川市政府打算將「基地擴張保留地」改為地產發展項目謀利。高田幸美認為,「砂川鬥爭」是見證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 一役,「基地擴張保留地」只應該用作興建以反戰、和平及「抵抗歷史」為主題的公眾設施,令下一代不會忘記。這樣發展下來,立川的反軍事基地鬥爭竟又與城市 規劃和文化保育等議題連起來了,真的令人大開眼界。

●●●

社會運動是人的連合,像「帳幕村」這樣持續經年的馬拉松抗爭,置身其中的人都靱力非凡。
高田幸美說完了引人入勝利立川基地鬥爭,就開始說她自己。

她是一九七三年生的﹝天呀!我當時問她一九七三年時是否已參加了「帳幕村」﹞,無獨有偶,她在北海道鹿部町的家鄉旁邊,又是自衛隊的操炮區,直升機 和炮彈聲早就陪着她成長。在札幌唸美術學院時迷上了嬉皮士文化,開始玩音樂,留dreadlocks頭﹝即不剪髮不洗頭讓頭髮「自然」捲成辮﹞。一九九七 年坐順風車由北海道來到立川附近的日野本町,和嬉皮士朋友紮營住在玉川河邊的樹林裏。從那時起,她開始以音樂介入社會運動,反對日野本町的澡堂加價﹝那是 住帳幕、廉價屋和露宿者必去的地方﹞,也開始參加「帳幕村」的活動。

住帳幕的浪遊生活在二零零零年底戛然結束。一場大水把帳幕和家當通通沖走,幸美無家可歸,遂搬到「帳幕村」的監視辦公室,也順便成了「帳幕村」的主要職員和農夫。

這八年裏,幸美遇上了「帳幕村」運動的第二個高潮。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動派出自衛隊到伊拉克,士兵正是由立川基地乘直升機到愛知縣的 小牧基地,再轉大型軍機到伊拉克。立川基地再次受到關注,「帳幕村」責無旁貸,成為反對日本出兵、讉責日本政府違反和平憲法第九條的運動重心。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自衛隊三十名先頭部隊出發赴伊,「帳幕村」印了抗議傳單,由三名成員拿到立川基地旁邊的自衛官宿舍,投入每一家的信箱。「帳 幕村」之前也不時將傳單投到宿舍門口的信箱,一直相安無事,這次卻刺中了日本政府的痛處。日本警視廳在一個月後以「住居侵入」罪名將三人拘捕。之後未經審 訊,將三人拘留在立川警局及法務省拘留所共七十五日。如此橫蠻行徑令輿論嘩然,亦令此案受到全國關注。審訊一共拖了三年,剛剛在今年年中結束,地方裁判所 判三人勝訴,但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分別判三人有罪,其中一人罪款十萬日円,幸美和另一人罰二十萬日円。「日本是一個非民主國家。」幸美如此總結事件。

●●●

我問,是什麼令立川反基地運動歷久不衰?幸美很清楚地說出兩個原因,一﹞因為有「砂川鬥爭」的勝利歷史;二﹞因為運動和生活緊密結合。這兩點都說到 了關鍵,幸美就是後者的親身示範。離開東京前一天,我們一行人到了砂川農場幫忙除草。農場上還有一些老伯伯和老婆婆在耕種,大家在地裏忙着,自衛隊的軍機 就在天空上忙着。黃昏,我們攜着幾袋剛剛割下的蔬果回家,經過基地時,警察特意提高嗓門喊「你好嗎」以示威。幸美則展示其招牌「冇牙傻笑」面對挑釁,像是 說:這就是我的生活,你們能奈我何嗎?

我問,香港人無論搞什麼都是三分鐘熱度,我就是人版,為何你能在這間屋裏一獃八年?她反問我:「我不明白香港人為何一年兩年就離開。我認為不斷追求新的機會,是壞習慣,是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問,幸美,你參與反軍隊運動的思想動力﹝inspiration﹞是什麼?「當然有延續日本的六十年代的反戰學生運動,但更多是源自一九七零年代 的嬉皮運動。因為音樂,我受音樂運動影響很深。整個日本反戰運動,最大的刺激就是來自反越戰運動和美日安保條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的原爆﹞。」「那反省侵 略亞洲國家的過去,是不是另一種動力?」「我一定有感覺,日本對其他國家的殘酷侵略是其一個我投身反戰運動的原因。確實,日本的歷史有兩面,一面是侵略別 國的歷史,一面是被侵略的歷史。有的人會把兩面歷史都放在心裏,但一般的民眾,以至一般的市民社會團體,很多時都沒有想像力把兩面都想透。」

這不是什麼難明的道理,但當我親眼看到幸美對監察本國軍事力量的堅持、看到日本眾多團體反對修改和平憲法中「禁止以戰爭來解決問題及禁止建軍」的第 九條、看到日本人如何批判公帑過份投入在國防上、看到軍事基地對生態和文化的禍害如何被透徹地曝露,我才覺察到香港以至中國在這方面的缺席。解放軍在一九 九七年回歸時,為何需要全部接收英國殖民者為嚴管人民而遍植港九新界的軍事基地?為何解放軍有了昂船洲的海軍基地,還要在中環新海濱填海區興建長一百五十 公尺的軍事碼頭?為何香港人視解放軍的開放日為嘉年華會,卻沒有人要求解放軍將那些過多的操炮區和軍事基地還給市民?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詳細交代其 軍費支出,供人民監察。為何我們對軍隊、對暴力、對戰爭沒有了警惕?

日本的反戰運動,當然有其厚此薄彼的脈絡﹝經常強調受害的部分﹞,但我們是否只顧着說人家的不是,卻忘記問是什麼樣的脈絡,令香港以至中國沒有出於自省的反戰運動。這是我日本之旅學的第一課。

今日是八大國峰會舉行前的全球行動日,所有來到北海道抗議八大國峰會的民間團體及個人,幾乎全部都齊集在札幌市中心的大通公園,參加大遊行。相比起 上星期在東京的遊行,這次遊行的規模要大得多,參加人數估計超過三千。日本的組織佔了大部分,很多還是上了年紀的。他們舉的標語主要是反對執政黨試圖修改 和平憲法第九條、爭取農業自主、保護環境、反貧窮等等。常常聽說日本人口老化,但好在日本的老人家老而彌堅,幾十歲人都肯穿着企鵝衫爭取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

整個遊行,老實說,像嘉年華會多於向八大國峰會抗議。示威者中幾乎沒有人喊口號,只用標語表達想法,口裏則隨着集體的節拍喊叫「huh!huh! huh!」。主導遊行的G8 NGO Summit跟警察相當合作,多次阻止示威者爭取更闊的遊行路線。北海道警察也確實相當無聊,他們封鎖了札幌多條街道,偏偏遊行路線卻要繼續留一條線行 車,以製造市民和示威者之間的矛盾。

這樣氣氛愉快的遊行,沒想到警察還是找到抓人的藉口。當遊行隊伍在下午四點多快行到終點中島公園時,警察突然截停了沿途放音樂的喇叭車。據另一名 G8 Media Network的民間記者表示,相信警察是因為見到有示威者爬上車頂,因而截停了喇叭車。警察截停喇叭車後,跳上車後DJ在打碟的區域,將一人帶走。

接着,大批警察圍在車頭兩旁,要求司機下車。司機沒有理會,這時不知什麼原因,車子向後及向前緩慢開動,警察見狀馬上喝止,並出示一張警察,指司機 「有行為違反了交通道路法」。接着過了十秒不到,警察就用鐵捧把司機右側的玻璃敲碎,之後十多名警察一擁而上,把司機抓出來。司機旁邊的乘客接着亦被帶 走。部分外國示威者試圖手牽手,阻止警察佔去喇叭車,有示威者爬上了車頂。此時,一輛警察廣播車從後駛至,向在場示威者宣布﹝以日語及英語﹞:「你們破壞 了和平,警察現在行使權力,維持和平。」最後,在警察和大會糾察合作下,圍着喇叭車的示威者亦放棄繼續糾纏,完成了行程。

在示威完結後,示威者到了中央警察總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士。現場消息指,警察是以阻差辦公罪名拘捕司機,另外兩人被捕原因不明。

另外,有民間記者表示,一名路透社的攝影記者亦在示威期間被捕,但消息未經證實。

下面是民間記者拍到的被捕過程:


其他遊行照片:

http://blip.tv/file/1052811/

一﹞南韓旅行團四十人被拒入境,韓農十九人「預備拘留」

札幌街頭警衛森嚴,到處都是交通管制的牌子。

日本LABOR NET消息,南韓全國農民團體﹝女性農民團體﹞十九名成員,今日﹝七月四日﹞乘飛機抵達北海道札幌千歲機場,日本入國管理局不許他們入境,十九人至今處於 「預備拘禁」狀態。該十九名成員出示了邀請函,邀請他們的組織亦已作確認,但日本入國管理局仍然不許他們入境,正尋找驅逐他們離開的理由。

另外,較早時候,南韓一個四十人的旅行團抵達新千歲機場後亦被拒入境,儘管他們只是純粹來觀光。一行人已搭乘下一班飛機回南韓。﹝張建元口譯,迪潤飾﹞

二﹞美軍用運輸機將布殊專用直升機運到北海道

為了讓美國總統布殊參加五天後在北海道洞爺湖舉行的八國峰會,美國軍方﹝七月三日﹞用兩架c17運輸機把一架布殊專用的直升機和其他物資送到札幌新千歲機場。

按計劃,在新千歲機場和洞爺湖會場管制區內,所有VIP的接送都是由日本陸上自衛隊負責,包括以EC225直升機來運送貴賓,但美國總統布殊要用自己的直升機。

兩架C17運輸機從美國馬里蘭州的空軍機地出發,載着總統專用的VH60直升機,還有包括一百名美軍,於七月三日住進了千歲市的飯店。

同一天早上,日本的防衛省也在新千歲機場,為七月六日和七日接送VIP的程序做演練。防衛省出動了十二架直升機,演練了國賓步出機艙直至保安人員引導他們上直升機的程序,包括確認的手續,然後再演練直升機飛到洞爺湖。﹝張建元口譯,迪潤飾﹞

東京札幌瑣記三則──民間記者實難捱

朱凱迪

來了一星期,做了一些採訪,參與了一些活動,仍未成稿,先寫一些日本的瑣事。

●之一──記於六月二十七日


《北海道新聞》有關香港民間記者被扣留的報道。

打開msn,很多朋友留言問候,叫我們在日本take care,對上一次收到這麼多take care,已經是六、七年前第一次到阿富汗的時候。但日本不是阿富汗,我們第一晚住的地方,電動抽水馬桶有暖水洗屁股,精緻的東京神保町街道彷彿一塵不染。我們是被扣留了十七小時,但過咗關就神仙,想到將被覊留十多天的馮炳德和馬楚明,所有的take care其實應該歸於他們。

零五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後,我對這些國際會議及針對性的國際串連反對活動感覺很厭倦,雖然我知道我對兩種聚合的認識都達不到能下判斷的程度。去年有朋友提到今年夏天要來日本,我已經心生抗拒,我很怕在香港的經驗又在日本重複一次──連日的示威並沒有令我對其他地方的情況、反抗運動的未來多了理解,示威的對立面卻漸漸地由那捉摸不定的複雜跨國貿易體制,過渡為可見的警察和入境人員。在地的抗爭,像香港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或南韓的反美國牛肉入口,你清楚對手是一個要向人民負責﹝至少在名義上﹞的政權,產生的能量可以把官員拉下台,可以貼身地讓人民感到權力的流動。但在遙遠的日本和一班只能以英語互通的國際友人反對另一班大國領袖的聚合以至討論離切身經驗很遠的貧窮、環境、戰爭、剝削,無力感無時無刻都潛伏着。不過,我偏偏又來了。

而這次旅程居然又是對抗在地的入境體制開始,觀察者和認識者忽然成了主角。幾乎是慣性的焦點轉移令人懷疑那是政權和主流媒體的合謀──「讓我們談點別的吧,例如入境自由。」香港主流媒體照例把事情簡單化,幾個又好又傻的青年,自掏腰包去做正當的事,卻被小壞人﹝日本政府﹞無理阻攔,然後大壞人﹝香港政府﹞還涉嫌出賣市民的個人資料。我們置身現場的人,看到的則是另一些事情。

譬如我想說一下,把我們帶進日本的是怎樣的政治過程。被扣留一晚上後,我們在六月二十七日早上開始找人幫忙。香港的朋友替我們找了日本網上電視台our planet tv向日本入境部門交涉,our planet tv成員白石草小姐與我們素未謀面,卻向日本ministry of justice表示將承擔我們一切責任。另一邊廂,由於我們這次來也希望認識日本的政治圈,因此約了去年當選參議院議員的愛滋病權益及綠色運動參與者川田龍平做訪問。我想身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如果川田龍平知道將要訪問他的香港人連日本國境也不能進,應不會袖手旁觀,因此冒昧發電郵和致電求救。川田的秘書表示,知道消息後,不斷致電ministry of justice施壓;而後來我們才知道,在香港的日本朋友也替我們找到左翼社會民主黨﹝前第二大黨社會黨改組後的新政黨﹞的高層加入施壓,還有日本人權律師組織WATCH亦隨時等候幫忙。

白石草小姐在之後一篇日文報道中,詳細說明了跟入境部門交涉的經過,大家可用google的翻譯網來看。非常明顯,日本入境部門是因為有政治人物出面,然後臨時推翻了驅逐我們出境的決定。如此政治操作,到處也是,但像日本這樣着迹,實在令人開眼界。

這次我們走運,找到個硬後台扭轉局面,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或找不到後台,無聲無息地被拒入境。我想起在入境部門覊留中心內的住客。那個位於入境大樓內的覊留中心,專門扣留被當局懷疑的入境者,由於整個盤問和上訴過程可以拖至一星期以上,覊留室內其他住客有些已捱了四天「沒有電話、沒有行李、沒有紙筆、食物要自己出錢買」的囚牢日子。除了睡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保安的監視下在走廊抽根煙。我們被扣押的房間,還有一名蒙古人,他已經留了四十八小時,保安員背着他向我說,你們可以走了,他要等到明天,然後走了一個飛機飛行的動作──他將會被拒入境。我們揹着行李離開覊留室,繼續問話,鐵閘關上,我回頭看,走廊只剩下一名非洲人靜靜地抽煙。

●之二──記於六月三十日


liza在記者會上發言。

六月三十日下午,原本約了新任參議員川田龍平做訪問,早上卻收到秘書電話,說川田先生精神很差,會面要取消。不過我們還是去了日本參議院的議員會館,出席由g8 media centre舉行的記者會,講述二十六及二十七日被拘留於入境部門的經過。到場講述的還有於東京成田機場被扣留十一小時的Liza Fithian。

Liza來自美國,她參與社會運動已經三十五年,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訓練組織者,以及發起private equity creative action network,專門監察資本家以買賣公司借貸避稅來牟利的private equity firm。她應非政府組織網絡邀請,到東京和北海道出席論壇,她亦準備在會議期間拍攝。Liza在機場被扣留的時間比我們短,但待遇則更為奇怪。她出示了非政府組織的邀請信及其他文件,但仍被入境部門調查員每小時盤問一次,要求她再交待得詳細一點,詳細至每小時會做什麼。她說,盤問員亦非常有興趣她在論壇的發言,當她提到將會在發言中提到「自由」時,盤問員顯示出很大的興趣。「想來也挺荒謬的,因為我恰恰正是失去了自由。」最後,入境部門只批准她留至七月四日──即八國峰會之前。Liza可以選擇馬上離開,或者入境等候上訴,她選後者,但未等到上訴結果,入境部門已致電航空公司將其機票改至七月四日。

「那不正是G8的病癥嗎?人民的聲音被迫收聲,採訪的人也被迫收聲。」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遭到類似待遇。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襲擊後不久,她到加拿大出席類似的國際會議,加拿大反恐部門把她關押了三天才放人,後來卻公開發聲明向她道歉。

翌日,與Liza通電話,日本當局駁回其上訴。我們在她離開前跟她做了一個訪問,談全球公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這十年的發展,以及她對資本、政黨、權力的看法,阿野將會撰寫報道。

對於超過十名示威者被拒入境、論壇講者被迫縮短行程、以至民間記者被扣留,日本的主流媒體記者也感到很不尋常,聽說NHK電視台的記者準備做跟進調查報道,日本國會議員也會提出質詢,但這些已經跟八大國峰會無甚關係了。

●之三──記於七月三日


與高田幸美攝於立川的居酒屋。

有香港電視台的記者告訴我,去日本採訪八大國會峰會是記者眼中的「荀JOB」,簡直就像免費到日本旅遊。會議舉行地點、北海道洞爺湖是著名的風景區,元首們識飲識食識嘆,有大機構支持的記者也順便沾沾光。但對沒有公數可開的民間記者以及反峰會人士,日本這個地方着實是噩夢。來往香港和日本的機票、日本國內的長途交通、市內短途交通都是必須的「八十大板」,想省也省不得﹝來自歐美的也有可能截到順風車,由東京到札幌,黃皮膚就不用想了﹞,能省的就只是住宿和飲食。

這時,日本的社會運動網絡便成了救命恩人。我們當中有朋友選擇跟露宿者團體睡在東京代代木公園,還有更多是睡在社運團體的辦公室。但正所謂寄人籬下,很多事情自己都作不了主,譬如什麼時候能搬進去,可以住多少天等。結果,我們來到東京頭兩天便不斷拿着沉重的行李,在東京街頭左穿右插,身體都累壞了,報道又做不成。這只是難處之一,更難的是,我們都是初來日本,不諳日語,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比來掃貨享受的港人都不如。日本人的英語大部分是有限公司,我們又沒有錢請翻譯,因此花在溝通的力氣非常多,也講運氣。

沒有網絡、不懂日語,去民間舉辦的八國峰會論壇聽聽日本講者發言,也是不得已的切入點。但這又面對另外一些障礙,首先是無論會議場地、媒體中心、或者開派對的地方,全部都很分散,日本地址又沒有街名,我們就像玩「城市定向遊戲」,常常搞了老半天才到會場,會議已差不多過了一半。未進場先付費,最平的五百円,最貴的五千円,如果把重要的會議都聽完,非得三、四萬円不可。而最難頂的是,當你給了一餐飯錢進場,才發現講者的日語發言沒有英語翻譯,只有英語講者的發言才有日語翻譯,最後能做的就是翻翻手上的發言稿英譯,算是聽了。

不過,我們在東京的運氣還算是好的。來到東京後第二晚,我們便由朋友帶着,住進了位於東京西面立川市自衛隊基地旁、一個名叫tent mura的監察軍隊組織。我們在這個地方住了四個晚上,慢慢才知道立川和北面的砂川,是日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社運鬥爭場地,與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互相輝映。辦公室的主持人高田幸美和我們三個民間記者混得很熟,我們用圖畫、用手勢、用漢子、再加點點英語溝通,談了整整兩天。非常inspiring的一次經歷。我將盡快在札幌期間寫出來。

昨日到了札幌,由於有民間媒體中心幫助,工作也暢順起來了。民間媒體中心就是專門供民間記者上網、做錄影節目、開記者會、以至睡覺的地方,由主要由日本和南韓的民間媒體工作者合力組成。這些民間媒體中心當然沒有官方的媒體中心那麼豪華,但確實大大地促進了民間記者的工作。我們三個人在東京,一直沒有機會長時間上網找資料做文章,工作效率就打了折扣。從今天起,我們的報道將會更快地更新,也會有更多的背景資料,這些都要感謝一班民間媒體工作者的努力。

媒體中心設備齊全,為民間記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最重要是可以隨意上網。


民間記者睡在媒體中心地上。

都算威了,在東京核心反貧窮

朱凱迪

香港被稱為示威之都,真是不假。按頻率按參加人數按參加者的類型,東京都比不上香港。日本友人說,東京一般幾個月才有一次街頭示威,對上一次已經是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一千人參加。今日東京整天下大雨,於新宿柏木公園起步的反八大國峰會大遊行,參加者剩下不到三百。

人數是少,但卻挺能反映東京以至日本的社會問題。在這些國際串連場合,自然有一些老外社運積極分子和民間媒體,人數大約佔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二日 本參加者中,工會組成的團隊最大,第二大的團隊竟然就是東京的露宿者,還有十幾名來自freeter union﹝青年散工聯盟﹞的,接着是各個蚊型社運團體的代表。貧窮和就業不足是每個日本受訪者都會提到的,愈來愈多年輕人捱不住昂貴的屋租,改為每晚在 網吧過夜﹝稱為網吧難民,東京有專門供二人過夜的網吧、單身男網吧及單身女網吧﹞,中年男人則睡在公園或僻靜的地方。在東京的地鐵車箱裏,每論何時都見到 不少人在呼呼大睡,我直覺認為他們就是不能安眠的網吧難民或homeless一族。

隊伍兩點多由新宿柏木公園出發,經過新宿核心商業區再回到起點,全程三小時左右。在水泄不通的新宿,在數以十萬計衣履光鮮的日本消費者中間,二百多 名由露宿者、散工青年、全身穿黑的老外組成的遊行隊伍擺明是marginal得不得了,但「聲勢」還是有的,尤其是日本警視廳派出了幾乎比示威者多出一倍 的警察將隊伍重重包圍,變相令「隊伍」規模倍增。一般制服警員已有好幾百,行人道上有很多戴上口罩但手纏臂章的便衣警察,大隊後還有三架日式豬籠車載着全 副武裝候命的防暴警,一眼看去還以為在押解犯人﹝我走在隊尾時,走慢一點,後面的警察就用盾牌撞我﹞。據說,東京警視廳準備了二萬警力應付東京的反八大國 峰會示威者,來來去去就是那幾百人。

還有兩點值得留意。一、遊行隊伍裏連一個外傭組織都沒有,留日少數族裔也沒有,他們在日本的位置似乎比homeless和散工青年更邊緣;二、日本 民間社會在回應八大國峰會的取態,涇渭分明,一派是主流非政府或非牟利組織的合作策略,主張向g8領袖提出更好的環保及反貧窮方案;一派則是主張抵制g8 會議,以推翻現行體制為目標。其實這兩條路一直都存在,只是雙方總會有一些共同行動,譬如零五年香港世貿會議期間,大型ngo也會派員參加大遊行。但在日 本,兩派的關係似乎相當疏離,接合點幾乎只有民間媒體中心﹝g8 media network﹞,今日的遊行﹝會議前在東京唯一一次﹞,完全不見前者的影踪。

拍錄像的朋友今晚稍後將會上載遊行的片段,敬請留意。

「擋住」伊勢丹百貨公司的反g8旗幟。

「擋住」伊勢丹百貨公司的反g8旗幟。

係人都認得出的日本便衣幹探。

係人都認得出的日本便衣幹探。

一直緊隨遊行隊伍的防暴�察。

一直緊隨遊行隊伍的防暴警察。

新宿熙來攘往的靚仔靚女。

新宿熙來攘往的靚仔靚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