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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直擊系列]町造與社區電台──從神戶災區重建中學習

朱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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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日本關西神戶市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超過六千人死亡。城西的長田區,二戰時沒受美軍空襲,因此留有很多戰前木建築。這些 老房子在地震後的大火中幾乎毀盡,數以百計老人被燒死。另外,老區也因為租金低廉,一直是留日韓國人、越南難民、菲律賓和南美等地新移民的聚居地,由於語 言障礙及種族歧視,他們與日本人關係疏離。地震後,許多救災資訊只以日語發放,少數族裔陷入更大的窘境。

十三年後走進長田區,沒有一點頽垣敗瓦的痕迹,街道和房屋井井有條、煥然一新,不過比硬件的重建更珍貴的,是災後人際關係的再造,以及貧富兼顧的社區規劃原則。促成這些發展的,全靠一個社區電台和一個町造﹝即社區建設﹞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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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右一為FMyy社區電台負責人日比野純一先生,中間為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事務局長河合節二先生。

十三年前的神戶大地震,和今年的四川地震一樣,激起了民間社會的爆發,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趕到災區。當年在東京一間報館任職的日比野純一先生,在地震 發生前四天剛巧辭去了工作。地震後,他從新聞看到神戶長田區受災嚴重,知道越南人因為語言不通,根本不知道哪裏可以得到幫助,難以自救。「我馬上到圖書館 翻查資料,這才了解到越南人在神戶的處境。於是馬上趕到長田區救人,並在那邊的災民中心住下來。」

在長田區,外國人佔人口的百分之十:殖民時期被帶到日本的韓國人及其後裔約一萬人、八十年代來到的越南人有約八百﹝主要在鞋廠工作﹞,還有來自中 國、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地震前,每個族群互不理睬,主流日本人,尤其是老人家有很重的歧視心態。」地震後,長田區的日本人迫於無奈要和外國人一同生活 在災民中心,再加上同樣淪為災民的山口組黑幫,尤如困獸鬥,打架爭吵不時發生。

訪問前,我想當然地以為是志願者引導災民走向種族融合,實情是災民在經過一個月困獸鬥後,慢慢互相認識,自己體會到融合的需要。「一個月後,災民中 心收到的物資漸多,生活稍稍安頓,不同種族的災民開始互相認識,語言不通,就以食物和音樂做中介。當時災民開始開派對,越南人煮愈南菜、日本人煮日本麵, 很多日本老人家是第一次吃到越南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過去日本人不會去問越南人的名字,只會喊『這個/那個越南人』,但在災民中心生活久了,慢慢 成了朋友。有日本人開始學越南話,越南人也邀請日本人進屋裏坐。不同種族的災民其實都想和諧共處,卻不知道怎樣突破障礙。」

最先動起來的是韓國人,他們在兩星期後開始在長田區設立社區電台FM Yabuseyo,以韓語及日語廣播救災消息並提供娛樂,因為他們知道,在災區,正確的資訊非常重要。韓國人的需要源自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的慘痛記憶。 那次地震和神戶地震一樣,在城市中引發大火,導致死傷無數,當時有謠言指是韓國人縱火並落毒,東京都部分日本人信以為真,在街上屠殺了六千名韓國人,一些 日語講得不純正的中國人和沖繩人亦同樣遇害。

接着,越南人社群在日本志願者的協助下,也成立了社區電台FM Yaumen,廣播的語言有法語、西班牙語、菲律賓語和英語。兩個非法廣播的電台很快就合二為一,名為FMyy﹝http: //www.tcc117.org/fmyy/index.php﹞,現在每星期七日,每日廣播十小時,廣播語言亦擴展至十種,包括日本南部群島的方言。 雖然電台的接受範圍只有半徑十公里,但FMyy對日本社區電台的發展影響深遠,政府也按特例向他們發牌照。

日比野先生說,Fmyy不單是一個社區電台,而是社區營造的一部分,居民不單止聽,也會參加社區中心的活動。他畫了一張圓圈來形容不同社群的互動, 日本人社區←→社區組織←→少數族裔←→日本人社區,社區電台則是在這些關係中無處不在的大氣電波。「我們相信,多元文化是發展社區的動力。當然,我們的 目標不單是在一個社區,而是要在日本建立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別於目前單一文化社會﹞,不明白日語的人也在可以安穩地在社區生活。」近年,FMyy開始擴展 工作,設立翻譯政府公文的服務,並爭取神戶市政府制訂兼容多元文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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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yy錄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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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yy之前製作的多語災難應變手冊。

再談下去,FMyy的社區電台理念就愈發清晰。社區電台的祖宗是六十年前在波利維亞礦場工作的原住民。他們借電台廣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日比野先生 說:「在墨西哥,五百年前有二百多種語言,經過西班牙殖民統治及目前的單一文化政策,只剩下六十。直到今日,墨西哥政府仍然透過主流教育來排擠原住民的語 言和文化。社區電台就是反抗的工具。」因此,社區電台是要確保另類聲音/語言不被消滅,而要保住另類聲音,就是要保住改造社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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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Myy電台在社區內緊密合作的,還有長田區野田北部地區町造﹝Machizukuri,可譯作「社區建設」﹞協議會。社區電台營造尊重多元文化的氣氛,町造協議會則讓居民自己動手,營造更宜居的生活空間,兩者雙輔兩承。

河合節二先生在野田北部地區出生,今年四十七歲。在地震發生前兩年,他就與一些街坊聯合,成立野田北部地區町造協議會。若以香港的體制來比較,町造 協議會是在街坊福利會和區議會之間的組織,是一個法定註冊機構,透過民眾直接參與的方法,解決社區裏的規劃及環境問題。協議會管理的範圍大約十三公頃,人 口約二千人。簡單說,町造協議會就區內的發展項目取得居民共識,然後向市政府要求撥款執行,反過來,當市政府要主動地在區內進行建設,也要先透過協議會取 得居民支持。

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成立後第一個項目,是把區內一塊業權不明的荒地開闢成公園﹝大國公園﹞,並且擴闊通向公園的行人/單車徑。商議、處理業權、游說 政治資助至興建,差不多花了兩年,工程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一個月後,地震發生,大國公園成為區內重要的避難所,而那條擴闊了的馬路,亦稍稍擋住了地 震後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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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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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第一項工程,包括擴闊通往大國公園的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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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公園內設立的紀念碑,有當年野田北部的災情。

地震令町造協議會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一開始時,町造協議會主要是幫助居民生存下來。我們邀請了天主教會神父和醫院院長加入了協議會。協議會認為,這區 的﹝不同種族的﹞居民愈來愈互不相識,地震後,誰死了誰活着都沒人管。這是社區最大的問題。因此,協議會定下原則,要為所有種族的居民服務。協議會支持實 踐多元文化的FMyy社區電台。慢慢發展下來,多元文化就成了這裏的特色。譬如協議會決定,區內的路牌和標記都要附有多種文字。」

協議會另一項教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是化解業主和原租戶在重建時可能出現的矛盾。「在神戶,很多社區都發生業主和租戶之間的矛盾。野田北部地區做得很 好,不管是業主還是租戶,我們認為,住在這區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不希望有人因為重建而被迫遷,反而希望舊的街坊和年輕人能夠搬回來。」

這些想法,於香港肯定被嘲為妙想天開,在野田北部卻成功落實。之前提到,地震前的野田北部很多木舊房,吸引了不少基層居民租住,如果由得業主在地震 後自行重建,租金肯定會上升,很多居民可能要搬走。於是,協議會聯同市政府和業主商討,最終達成共識:業主將地皮租給政府二十年,由政府興建樓層較多的低 租金住房給原租戶,並由政府管理。這樣,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雖然也變相放棄了炒賣的機會﹞,租戶也能繼續留在社區。此外,協議會為了擴闊社區內的馬路闊 道,令救護車能通過,與區內業主達成協議,要求新建房子一律往後退五十厘米,以換取政府稍稍放寬發展的高度限制。

很難想像一個小小的町造協議會﹝只有二千居民!﹞,居然能發揮比香港一個人口幾十萬的區議會更大的力量,能夠推動尊重居民生活權利的規劃方案,儘管方案可能限制了土地的價值。我問河合先生,為何可以這樣?

他說:「我在野田北部出生,在天主教會辦的幼稚園讀書,那間幼稚園在地震中毀了。我在野田北部經歷了地震,在廢墟中挖出很多每天跟我講早晨的老太太 的屍體。見到社區幾乎夷為平地,我很想在我有生之年,看看這個社區會重建成什麼模樣。﹝什麼是理想的社區呢?﹞在地震後一次協議會會議上,我跟其他成員說 了自己的願望。我希望社區能回復平靜,居民可以三代同堂一起生活。經過十年的努力,現在不單止有三代同堂,連四代同堂也見到了。現在我關注的是如何延續下 去。」他一句也沒有提過錢,無論貧富、無論種族,總之都能安穩生活,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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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酒吧。

我們在長田區參觀那天,碰巧一名由德國來的實習生搞告別派對。在社區中心的草地上,有韓國人、有越南人、有秘魯人、有香港人、有日本人、有中國人、 也有來自歐美的,韓國居民替大家煮了很美味的牛什煲。河合節二先生站在大國公園,向我們介紹周圍每一家店每一戶人如何捱過地震。八十年歷史的和果子店繼續 日復日地營業,小孩在公園裏燃點七色煙花。這些景象令人貼心地體會到何謂「社區營造」,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共同信仰的價值,什麼是開放和包容,都是 透過十幾年來不斷經營和協商來確認。

在大國公園旁邊,豎立了《野田北部 美化城市宣言》,千錘百鍊出來的三點共識是:
○我們肯定會收拾好狗和貓的糞便!!
○我們決不會亂停自行車,違法停車!!
○我們決不會把垃圾和烟頭到處亂扔!!
大家一起來努力吧!!拜託了!
平成16年6月17日

日本有時的確誇張得有點超現實,你說香港怎樣學得來呢?

原刊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星期日明報

[g8直擊系列]洞爺第一天:遊花園都唔得

高濤

圖片說明:唔准人遊花園的防暴警察

今次日本為了八國峰會,設置重重關卡,會場遠在北海道洞爺湖畔一座像山上堡壘的酒店,示威者不要說衝入會場示威,就連遠遠瞄一眼也不行,因為你要在 二十多公里外的郊野公園紥營,若你有能耐作二十公里長征,你也只能去到距會場五公里範圍,縱有超強的大聲公,相信除了防暴警察和山上的小動物,誰也能聽不 到你的反對聲音。

「示威區」設於二十多公里外的三個郊野公園,是日本示威組織者在一個月前與警方爭取到的,限定示威者只能在那裏聚集紮營,如果要遊行示威,最多也只 能用腳長征。這令國際示威者不滿,有人提議不理禁令坐火車遊行,聲援日前被捕的四人,結果示威者由星期日峰會舉行前夕進駐豐浦町森林的營地後,便因這個遊 行方案爭論不休。日本組織者提醒,由於未經警方批准,被捕的風險達九成五,而即使留在營地的人,也可能受牽連,會議由星期日晚上九時,持續到星期一凌晨近 二時,睡醒後又由早上九時多開始,繼續未完的討論,到近中午仍未有共識。

對於這種永遠無法達成共識的會議,不少人變得不耐煩,會議未開完便各自散去。一批堅持遊行的示威者最終成行,但說來好笑,這次遊行只有三數十人,只 有一張大橫額,而且出發前申明不會做任何破壞,不會阻礙乘客,如果有警方阻擋,也不會堅持強行登車,只會向傳媒展示他們連這個簡單的示威權利也被拒,就會 回到營地。大伙兒在滂沱大雨中無聲無息的走了一段路,還未走出郊野公園徑,就被防暴警察攔著,交涉了一輪不果,帶頭的西班牙示威者向大家交代了警方的說 法,便率領大家回程,繼續開會。

法例對遊行的嚴、刑罰的重,以及日本組織者的審慎,令今次八峰會示威者步步為營。今日的遊行,對於向來以「激」聞名的反全球化示威來說,確實有點不可思議。

[g8直擊系列]韓版七犬

高濤

來到北海道八國峰會示威者雲集地,才知這裏也有韓版的「洞爺七犬」。分別是,香港七犬是media activists,來做拍攝報道;而韓版的七犬是來參與反八國峰會的activists,成為我們的採訪對象。

七犬的發起人,綽號是Dopehead,一頭長髮,一頂帽,再加一支結他,在G8集會遊行中又彈又唱,在嘉年華式遊行中也相當搶鏡。他在網上發起 「反G8網絡」(NO G8 NETWORK),結果吸引其他六名南韓人相約一起來日本抗議,有來自釜山,也有來自光州,都是二十多三十歲的年輕人。 05年韓農在香港反世貿,一隊隊紮上頭巾、身穿背心,有組織有策略有紀律的韓農團體與警方的攻守,相信大家記憶猶新。近來南韓反牛肉反李明博的運動 如火如荼,原本打算派二百人來的韓農,減到只有五十人,加上日本收緊入境管制,早幾日一批韓農在札幌被拒入境,將令韓農式示威場面不再。 現在我們所見的這位韓國朋友,就屬於「散兵游勇」,而且是個人色彩濃厚的韓國社運新生代。今年36歲的Dopehead,並不是什麼電波少年或網絡 快閃黨,有相當的見識和閱歷。小時候目睹警察揮拳把一名示威學生打到頭破血流致死,Dopehead說由那天開始,就明白到政權的本質,當有不聽話的人 時,就會不惜用合法的暴力將那個人殺死。

來日本前,Dopehead晚晚在首爾市中心參與反對美國牛肉的燭光晚會,為晚會創作歌曲,感到了群眾為切身利益而持續爭取的力量。今次能來日本, 也因為反牛肉運動籌集了一筆捐款,令他可以拿起結他走出國門,首次參加國際性的反全球化運動。不過這次經驗,卻是挫折重重,他對示威者沒完沒了的會議感到 失望,又見識到日本的保守示威文化。 南韓示威者與警察打交道經驗豐富,他們知道每名警察都有編號,如果警察無理動粗,他們懂得記下警察編號去投訴。Dopehead敏感地留意到,日本的防暴警察都用一塊小布,把胸前的號碼遮著,用意明顯不過。 相對於香港年年六四、七一的幾萬人示威和南韓示威的家常便飯,示威在日本少得多,規模也小,上星期六在札幌有G8峰會前最大的示威,估計一萬人參加,幾乎是歷來所見最大規模的示威。而日本警方的霸道,令一眾南韓活躍分子震驚。 日本的行動者經驗少,也似乎意識不到自己有權做什麼。當日警方粗暴地把帶領遊行的喇叭車車窗打破,把司機揪出,連在場拍攝的路透社記者一連四人被捕,其他示威者前往包圍警局。警員這時跟日本的遊行組織者說,根據程序,被捕的人當晚不會被釋放,叫他們離開,日本的組織者於是叫大家離開,結果引起一場 論爭。國外的示威者認為不應該走,Dopehead就堅持坐下來彈結他,認為有人被捕,不應該走,即使不能救那個人,也要向警察施壓。 各地的行動者每晚都會討論之後的行動,Dopehead就發覺日本的行動者通常都會匯報有關法律的問題,不能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他就不明白,遊行示威,不都是要爭取一些什麼權利嗎?

在香港,警方如未有足夠證據落案起訴,最長可以把被捕者扣留兩日,但在日本,最長可以扣留23日,外界相信,四名被捕的示威者,至少會被扣留至G8峰會結束之後,甚至有可能被判入獄。難怪近日示威者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警察不跟你講示威權利這一套。

「日本看來有民主制度,但社會其實沒有真正民主。」Dopehead如是說。

[G8直擊系列]日本的第一課──東京立川反戰運動

朱凱迪

這是關於一場社會運動和一個人的故事。

出發到日本採訪八大國峰會前,臨急臨忙翻了一些日本社會運動的書。我給自己的任務是,要從日本的社會運動經驗中吸取資源,以刺激在香港看似舉步維艱 的工作。最初是從議題出發──我在香港關心城市規劃和文化保育,於是順理成章地想了解日本的町造運動﹝Machizukuri﹞。結果,來了日本一個星期 還沒機會看町造運動,卻居然切入了本來最不﹝想﹞留意的日本反戰運動,更誤打誤撞到了日本社運史上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反戰場地。

那個地方叫立川﹝其北面的小鎮叫砂川﹞,離東京市中心大半小時火車程。因為沒錢住酒店,我和兩位民間記者在東京一個社會運動網絡安排下,拖着沉重的 行李到了立川車站,準備寄住在一個團體的辦公室裏。在火車站等候時,一個貌似露宿者、上顎掉了門牙兼留着及膝長髮的中年婦人迎着我們咧嘴而笑。我是直到同 行的日本朋友跟她熱情地說話,才確定這位正是我們在立川的東道──高田幸美。

像極了宮崎駿動畫中的巫婆的高田幸美,在夜深中領着我們回其「老巢」。「老巢」一如所料有陣陣異味傳出,混亂不堪,但有兩點特別引人注意。一﹞屋內 有幾道書牆,上面﹝奇怪地﹞整齊放着一排又一排文件和書本、有些文件匣的漢字標題很奇怪,如「一周監視」和「反天皇關係」,年份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 書則全部和軍事有關,如《防衛2005平成17年版》和《陸上自衛隊》,單看這些,反恐部門絕對「有理由」懷疑他們是準備發動暴力革命的「過激派」。二﹞ 從屋子的陽台看出去,是不見盡頭的漆黑一片,跟屋子裏的書和文件一樣神秘。

胡混地睡了一覺,寂靜的立川市郊,一到清晨卻熱鬧起來,不是人聲,是幾乎每十五分鐘便有一架軍用直升機飛過,有時是從屋後飛到屋前的空地,有時是從 空地飛往四面八方。這片空地,是東京都其中一個最大的自衛隊基地──「陸上自衛隊立川駐屯地」。而我們身處的「老巢」,就是從一九七三年開始長期「監視」 立川基地的老牌反戰團體──「帳幕村」﹝tent mura﹞。

在戰後日本歷史上,有兩場關於土地的重要社會運動,其一是一九六零年代反對興建成田機場運動﹝至今還有拒絕收地的農民,在跑道旁的私地耕種﹞,另一 場於再早幾年爆發,地點就在我們眼前這個立川軍事基地。立川機場在一九二零年代已經落成,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由美國軍管,美軍就將立川改為空軍基地。到 了一九五五年,美軍和日本政府公布要在立川北面的砂川徵地擴建跑道,馬上激起戰後日本第一場激烈的反美運動。運動由砂川的農民帶頭、加上僧侶、工人、學 生、左翼政黨聯手支援,數以千計民眾與警察頑抗,阻止政府的測量員到砂川進行測量,抗爭一直持續至一九五七年,美軍才宣布放棄測量工作,變相攔置擴張。這 是日本民間第一次成功阻止軍事基地擴張的重大勝利,為六十年代更為激烈的左翼反美運動揭開序幕。

一九六九年底,美軍在壓力下撤離立川空軍基地,三年後,陸上自衛隊突然強行進駐,日本民眾再次大規模動員起來,在立川市發起示威,又在基地外面長期 紮營抗議。立川市火車站外豎起了巨型的標語:「自衛官,你不能把槍口對向人民!」「帳幕村」就在那時成立,並開始持續了三十五年的抗議,直到現在。

「帳幕村」對抗自衛隊的策略很好玩。第一要緊的是阻止基地繼續擴張,因此,「帳幕村」從一開始便在基地北面的砂川開始耕種,那塊被稱為「基地擴張保 留地」的地帶,部分是政府在五十年代強徵回來的。「帳幕村」像下圍棋一樣,先堵住北面,到了八十年代末,為了堵住基地向南擴張的可能,「帳幕村」的成員籌 錢在基地以南的住宅樓中買了一個房子,名正言順地以業主身份對抗自衛隊。

阻止基地擴張外,「帳幕村」亦成了批判日本愈來愈右傾的軍事政策的重要橋頭堡。三十多年來,「帳幕村」成員堅持每月一次開車在立川市遊行反對自衛隊 基地,參加人數雖然只有十個左右,但已成為立川市獨一無二的「風景」。成員亦組成了監察組,監察基地內所有異動。高田幸美對於立川基地內有什麼類型的飛機 和數量瞭如指掌,當她留意到軍機數量大幅增加或種類有變化,例如加入了攻擊型直升機時,她便會聯絡立川市政府的公眾辦事處,要他們向立川基地查詢並施壓, 再組織行動抗議。

「帳幕村」還會籌辦一年一度的立川節以及環軍營賽跑﹝五十至一百人參加,包括玩音樂的、社運參與者、馬拉松選手等﹞,又定期印發「機關紙」﹝即會刊﹞,至今還有五百名訂戶。

三十五年來的堅持產生了巨大的力量,立川基地不單不能擴張,日本政府還在壓力下,將立川基地約一半的土地還給民眾,在八十年代初興建了「昭和紀念公 園」。「帳幕村」現在主要的工作,是反對立川市政府打算將「基地擴張保留地」改為地產發展項目謀利。高田幸美認為,「砂川鬥爭」是見證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 一役,「基地擴張保留地」只應該用作興建以反戰、和平及「抵抗歷史」為主題的公眾設施,令下一代不會忘記。這樣發展下來,立川的反軍事基地鬥爭竟又與城市 規劃和文化保育等議題連起來了,真的令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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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是人的連合,像「帳幕村」這樣持續經年的馬拉松抗爭,置身其中的人都靱力非凡。
高田幸美說完了引人入勝利立川基地鬥爭,就開始說她自己。

她是一九七三年生的﹝天呀!我當時問她一九七三年時是否已參加了「帳幕村」﹞,無獨有偶,她在北海道鹿部町的家鄉旁邊,又是自衛隊的操炮區,直升機 和炮彈聲早就陪着她成長。在札幌唸美術學院時迷上了嬉皮士文化,開始玩音樂,留dreadlocks頭﹝即不剪髮不洗頭讓頭髮「自然」捲成辮﹞。一九九七 年坐順風車由北海道來到立川附近的日野本町,和嬉皮士朋友紮營住在玉川河邊的樹林裏。從那時起,她開始以音樂介入社會運動,反對日野本町的澡堂加價﹝那是 住帳幕、廉價屋和露宿者必去的地方﹞,也開始參加「帳幕村」的活動。

住帳幕的浪遊生活在二零零零年底戛然結束。一場大水把帳幕和家當通通沖走,幸美無家可歸,遂搬到「帳幕村」的監視辦公室,也順便成了「帳幕村」的主要職員和農夫。

這八年裏,幸美遇上了「帳幕村」運動的第二個高潮。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動派出自衛隊到伊拉克,士兵正是由立川基地乘直升機到愛知縣的 小牧基地,再轉大型軍機到伊拉克。立川基地再次受到關注,「帳幕村」責無旁貸,成為反對日本出兵、讉責日本政府違反和平憲法第九條的運動重心。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自衛隊三十名先頭部隊出發赴伊,「帳幕村」印了抗議傳單,由三名成員拿到立川基地旁邊的自衛官宿舍,投入每一家的信箱。「帳 幕村」之前也不時將傳單投到宿舍門口的信箱,一直相安無事,這次卻刺中了日本政府的痛處。日本警視廳在一個月後以「住居侵入」罪名將三人拘捕。之後未經審 訊,將三人拘留在立川警局及法務省拘留所共七十五日。如此橫蠻行徑令輿論嘩然,亦令此案受到全國關注。審訊一共拖了三年,剛剛在今年年中結束,地方裁判所 判三人勝訴,但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分別判三人有罪,其中一人罪款十萬日円,幸美和另一人罰二十萬日円。「日本是一個非民主國家。」幸美如此總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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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是什麼令立川反基地運動歷久不衰?幸美很清楚地說出兩個原因,一﹞因為有「砂川鬥爭」的勝利歷史;二﹞因為運動和生活緊密結合。這兩點都說到 了關鍵,幸美就是後者的親身示範。離開東京前一天,我們一行人到了砂川農場幫忙除草。農場上還有一些老伯伯和老婆婆在耕種,大家在地裏忙着,自衛隊的軍機 就在天空上忙着。黃昏,我們攜着幾袋剛剛割下的蔬果回家,經過基地時,警察特意提高嗓門喊「你好嗎」以示威。幸美則展示其招牌「冇牙傻笑」面對挑釁,像是 說:這就是我的生活,你們能奈我何嗎?

我問,香港人無論搞什麼都是三分鐘熱度,我就是人版,為何你能在這間屋裏一獃八年?她反問我:「我不明白香港人為何一年兩年就離開。我認為不斷追求新的機會,是壞習慣,是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問,幸美,你參與反軍隊運動的思想動力﹝inspiration﹞是什麼?「當然有延續日本的六十年代的反戰學生運動,但更多是源自一九七零年代 的嬉皮運動。因為音樂,我受音樂運動影響很深。整個日本反戰運動,最大的刺激就是來自反越戰運動和美日安保條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的原爆﹞。」「那反省侵 略亞洲國家的過去,是不是另一種動力?」「我一定有感覺,日本對其他國家的殘酷侵略是其一個我投身反戰運動的原因。確實,日本的歷史有兩面,一面是侵略別 國的歷史,一面是被侵略的歷史。有的人會把兩面歷史都放在心裏,但一般的民眾,以至一般的市民社會團體,很多時都沒有想像力把兩面都想透。」

這不是什麼難明的道理,但當我親眼看到幸美對監察本國軍事力量的堅持、看到日本眾多團體反對修改和平憲法中「禁止以戰爭來解決問題及禁止建軍」的第 九條、看到日本人如何批判公帑過份投入在國防上、看到軍事基地對生態和文化的禍害如何被透徹地曝露,我才覺察到香港以至中國在這方面的缺席。解放軍在一九 九七年回歸時,為何需要全部接收英國殖民者為嚴管人民而遍植港九新界的軍事基地?為何解放軍有了昂船洲的海軍基地,還要在中環新海濱填海區興建長一百五十 公尺的軍事碼頭?為何香港人視解放軍的開放日為嘉年華會,卻沒有人要求解放軍將那些過多的操炮區和軍事基地還給市民?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詳細交代其 軍費支出,供人民監察。為何我們對軍隊、對暴力、對戰爭沒有了警惕?

日本的反戰運動,當然有其厚此薄彼的脈絡﹝經常強調受害的部分﹞,但我們是否只顧着說人家的不是,卻忘記問是什麼樣的脈絡,令香港以至中國沒有出於自省的反戰運動。這是我日本之旅學的第一課。

住在札幌媒體中心,沒有浴室,兩天下來渾身不自在,原本開到九點的反美軍基地論壇到五點半便忍受不了竄了出來,獨個兒在濕冷的札幌街頭閒逛。閒是閒,目標倒是有的──我要找一間便宜的公眾澡堂洗澡。

札幌很像北歐,空氣乾淨得清脆,像高跟鞋敲在鋼琴的高音聲部。街道兩旁很多千奇百怪的建築,和無人的咖啡店。騎單車的人比步行的人還多,而在日本, 單車是和行人共享馬路兩旁的空間,過紅綠橙時也是看行人的燈號,不是看車的燈號。這不是很正常嗎,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單車也比較接近行人而不是汽車吧,怎 能像香港那樣,強把單車擠出行車道,被汽車撞死後還會被埋怨騎得不夠小心。

走了十個路口,終於在一個轉角位找到一間公眾澡堂,名叫「千歲湯」。看裝修已經知道是社區澡堂﹝本地人總對外國人的消費力有太多幻想,我在論壇問人 澡堂在哪裏,一名日本女士答道,你想做SPA嗎?﹞,一看價錢牌,寫着「北海道知事告示料金」,成人三百九十円,我更是從心裏笑出來。在東京認識的社運歌 手高田幸美姐曾說,她在札幌唸美術時愛上hippie文化,玩音樂留dreadlock頭,卻沒有搞過社會運動。直至來到東京,露宿於東京郊區日野本町森 林時,才為了反抗公眾澡堂加價而站出來抗爭。當時我忘了問她憑什麼反對澡堂加價,澡堂的價錢,不是跟spa或桑拿一樣,按市場競爭自行調價嗎?原來不,在 日本,除了私家醫生的診金和藥費由政府劃一外,作為民眾﹝特別是低下階層以及露宿者﹞生活必去的澡堂,價格也是由各地政府統一決定,各縣市的金額不會相差 太遠。在這個物慾橫流,豆沙餅賣一百五十円一個的日本社會,見到這些關照窮人的價格管制,令人愈發認定,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有些底線還是要守的。

人嘛,有時不落到這個處境,就體會不到這些生活細節。高田幸美說,當初一班朋友站出來反對澡堂加價,是因為他們hippie網絡的朋友,就算有錢租房子住,也肯定沒有浴室,因此公眾澡堂和澡堂價錢成了眾人共同關注的頭等大事。

步入澡堂,老太婆掌櫃先領我放好鞋子,再領我到男子浴室,老太婆是全店唯一有權出入男湯女湯的人物。晚飯時候的澡堂人很少,一個人浸在熱水池裏,什 麼話都沒有,確實是平等的享受。關於澡堂,讀者肯定比我熟悉,裏面的間格設備就不多說了。在日本,散工、網吧難民和露宿者愈來愈多,洗澡成了急切要解決的 日常難題,也成了社會運動的激發點。沒想到吧。

下面是札幌街景:

《empire》、《tak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當今社會運動及左派政治運動的分析,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扣連當今日益無孔不入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及同樣日益蓬勃的全球公義運動。換言之,為甚麼當所有人都已變成消費主體的時候,另一方面由西雅圖到熱那亞到坎昆到香港到斧山到眼下的東京,全球各地領袖哪裡去,行動者就追到那裡去,並取得不大不小的勝利。究竟新自由主義真的獨領風騷,還是反對運動的行動者其實大有市場?學術分析如何扣連當中的落差?他們是被牽著鼻子走,還是思考及分析其實能走出僵局?

一連兩天在東京明治大學自由大樓舉行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頭一天的「對抗理論的可能性」主題論壇,便請來了上述兩本一紙風行的作者,michael hardtjohn holloway,連同兩位日本學者,足立真理子及岩稔,一同泡製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的重頭戲。

先孖叉後君子,論壇的安排強差人意。縮寫為cgif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既以國際為定位,沒有中文翻譯至少也有英文翻譯吧。沒錯英文翻譯是有的,但只向台上的講者供應,即使向講者及向聽眾翻的內容照計應該沒甚麼分別,台上的英語翻譯還是只與講者咬耳仔。作為付了五百円入場費的聽眾,至少一半內容是根本聽不明白的,有關安排實在要非日語聽眾太大的同理心。

當前的形勢

討論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革命的希望在哪裡?

先發言的足立真理子先端出二十世紀初的盧森堡,指馬克思理論其實有過兩次喪禮,一次是馬克思指工人是革命主體這論調的喪禮,另一次便關於羅莎盧森堡。二十句紀初盧森堡曾說過,工人作為革命主體的勞動過程其實是有些條件的,那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泛指工廠工人勞動以外的一切生產,從女性主義角度看,就是生兒育女,煮飯洗衫等。盧森堡認為,這部份的勞動是資本無法完全操制的,那造就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不穩定性。這部份的生產無法重覆,無法成為結構的一部份。而這洞見,一下子便能令我們立體地看見,傳統的工廠及工人勞動,今天新主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佔只個他媽的一小部份。

michael hardt補充說,勞動作為資本過程的一部份,其實有兩個重要的環節。第一是資本提供工人組織的方式,例如以分工,分作小組的方式。第二是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這在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中最為顯著。然而,企業在今天的運作中,因為創意、符號勞動當道,這兩重資本原本需要負責的環節,如今已是無以為繼。勞工的組織,資本不需要再負責,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亦不需要再負責。大量的勞動力,經已溢出了生產過程之外。

換言之,盧森堡當年的看法,在當今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以一種不同的版本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基礎。往日,工廠工人是整個生產力的核心(且當真的有一時期無償勞動並不處於真正核心),但至今天,工廠已外的勞動,如服務業、金融業、創意勞動已是整個生產力的最先進代表(姑勿論人數)。故hardt的問題,便是女性主義者如何擴展勞動這概念?女性者主義是要把性別的優越性由男性搶回女性這邊?還是乾脆把性別的層級摧毀?

我們的任務

而按john holloway的說法,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的舊體制需要被新制體制取代。工人並不是單一和統一的革命主體,個別性、多元性等已成為描述新革命主體的最重要特徵。如果勞動力產生資本,則要反對的並不只是資本,並且是把資本制造出來的勞動力本身。勞動力本身同有兩面性,而john holloway認為異化勞動的主導性,已慢慢被對自主勞動有效勞動的欲望迎頭趕上。從九四年查巴達起義、九九年在西雅圖開始的全球公義運動等所見,革命不僅正被重新定義,並且已不斷發生!

當michael hardt以日本社會的freeter現像發問,說本質上只是散工的freeter,名字其實是日本招騁公司的修辭茅招,freeter的free,只是企業才能享受得到的特徵,勞工的代價卻是不穩定及低薪的勞動條件。所以引伸出來的問題是,如果john holloway的新革命觀念對現實進行的社會運動真的具有前瞻性,而不僅純粹是對個別社會運動的自我祝賀,這新觀念或者需要處理的問題,便是到底在甚麼條件,運用甚麼策略,freeter如何可以真正成為具創意、有尊嚴的自由勞動力?john的回覆,便索性跳過當中的策略及可行性問題,直接便跳到一個宣言:對!這就是要努力的方向!

即是說,哪怕理論上已能把革命主體順理成章地拒斥了原來的工人階級,並且原則上能賦與工廠外的勞動力予其應有的革命能量,但實際處於個別的勞動條件勞工如freeter或護理人員如何能裝備起革命力量,還是一個未知數如果不是一個謎。這個像是阿媽係女人的結論,但當中有著分天國與地獄的分歧。

問題還是結論?

論壇在雷動的掌聲中結束,但對不少問題還是懸在半空。john holloway如果真的從南美經驗中得啟發及希望,這些東西如何放在其他如亞洲地區而能避免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為甚麼當革命已不斷地(如在南美及歐洲)發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況卻不斷惡化?這裡並不是說他們旁觀比如亞洲的痛苦,然而說革命已經發生,聽來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換個講法,希望是一種祝賀的情緒,還是能夠成為其他地方可以應用或啟發的資源?還繞john holloway及michael hardt的這些問題其實已被問到無新意可言,而其他對這一波全球公義運動的批判(如運動缺乏連續性,和被白人中產社運積極份子壟斷等,詳見安徒年半前一系列的譯寫文章)亦已老生常談得連michael hardt也在最近日本的《週刊金曜日》的幾百字文章也有捫心自問。

讀過john holloway文章的人都會感到,他很詩化。而他作結時便說:當人們以為資本家會給一把小小的利刀直插心臟,我們卻應該預期,資本家其實將被千千萬萬的小密蜂叮死。而前仆後繼一浪接一浪的反抗運動便是千千萬萬的小密蜂。

九九年至今的全球社會運動聲勢越滾越大,「希望」這元素發揮了關鍵的作用。g8的counter forum都要邀請他們作為主題演講者,說明兩位作者將「希望」理論化無可否認的翹楚地位。但上述問題的懸而未決,或者說明了如何改變世界,如何想像革命,如何想像別種社會的可能性的問題,即使社運的積極份子都收皮了,還有待解決。密蜂的意像既有叮人的一面,至少還有勤勤懇懇反應式地勞動的工蜂,中間的距離如何過渡?

延伸閱讀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or…take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orld?

都算威了,在東京核心反貧窮

朱凱迪

香港被稱為示威之都,真是不假。按頻率按參加人數按參加者的類型,東京都比不上香港。日本友人說,東京一般幾個月才有一次街頭示威,對上一次已經是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一千人參加。今日東京整天下大雨,於新宿柏木公園起步的反八大國峰會大遊行,參加者剩下不到三百。

人數是少,但卻挺能反映東京以至日本的社會問題。在這些國際串連場合,自然有一些老外社運積極分子和民間媒體,人數大約佔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二日 本參加者中,工會組成的團隊最大,第二大的團隊竟然就是東京的露宿者,還有十幾名來自freeter union﹝青年散工聯盟﹞的,接着是各個蚊型社運團體的代表。貧窮和就業不足是每個日本受訪者都會提到的,愈來愈多年輕人捱不住昂貴的屋租,改為每晚在 網吧過夜﹝稱為網吧難民,東京有專門供二人過夜的網吧、單身男網吧及單身女網吧﹞,中年男人則睡在公園或僻靜的地方。在東京的地鐵車箱裏,每論何時都見到 不少人在呼呼大睡,我直覺認為他們就是不能安眠的網吧難民或homeless一族。

隊伍兩點多由新宿柏木公園出發,經過新宿核心商業區再回到起點,全程三小時左右。在水泄不通的新宿,在數以十萬計衣履光鮮的日本消費者中間,二百多 名由露宿者、散工青年、全身穿黑的老外組成的遊行隊伍擺明是marginal得不得了,但「聲勢」還是有的,尤其是日本警視廳派出了幾乎比示威者多出一倍 的警察將隊伍重重包圍,變相令「隊伍」規模倍增。一般制服警員已有好幾百,行人道上有很多戴上口罩但手纏臂章的便衣警察,大隊後還有三架日式豬籠車載着全 副武裝候命的防暴警,一眼看去還以為在押解犯人﹝我走在隊尾時,走慢一點,後面的警察就用盾牌撞我﹞。據說,東京警視廳準備了二萬警力應付東京的反八大國 峰會示威者,來來去去就是那幾百人。

還有兩點值得留意。一、遊行隊伍裏連一個外傭組織都沒有,留日少數族裔也沒有,他們在日本的位置似乎比homeless和散工青年更邊緣;二、日本 民間社會在回應八大國峰會的取態,涇渭分明,一派是主流非政府或非牟利組織的合作策略,主張向g8領袖提出更好的環保及反貧窮方案;一派則是主張抵制g8 會議,以推翻現行體制為目標。其實這兩條路一直都存在,只是雙方總會有一些共同行動,譬如零五年香港世貿會議期間,大型ngo也會派員參加大遊行。但在日 本,兩派的關係似乎相當疏離,接合點幾乎只有民間媒體中心﹝g8 media network﹞,今日的遊行﹝會議前在東京唯一一次﹞,完全不見前者的影踪。

拍錄像的朋友今晚稍後將會上載遊行的片段,敬請留意。

「擋住」伊勢丹百貨公司的反g8旗幟。

「擋住」伊勢丹百貨公司的反g8旗幟。

係人都認得出的日本便衣幹探。

係人都認得出的日本便衣幹探。

一直緊隨遊行隊伍的防暴�察。

一直緊隨遊行隊伍的防暴警察。

新宿熙來攘往的靚仔靚女。

新宿熙來攘往的靚仔靚女。

waiting-room

七月廿七日,並不是黑色的星期五,去年八月一日給警方抓去的馬仔及julian,剛被判了罪名成立,這事的離譜程度及強度,遠超本文內容,唯願大家多關注大政府如何打著在保育或社區政策從善如流的旗幟,上下其手真正參與及願意為此付出的朋友。In solidarity!

疑似恐怖份子登陸

「恐怖份子」之所以恐怖,便在於透過上述的問題,日本入境處的人員根本無從獲得任何證據。無法確鑿證明的恐怖份子,據稱最為恐怖。

洞爺七犬首批成員,昨天晚上七時半順利在東京的成田機場降落。剛剛才與同行的朱姓同伴玩笑說,他的護照看來給槍林彈雨海洗滌過,排我後面較穩陣。下 機走上入immigration的櫃位,immigration職員手起刀落,左手拿來一份表格,右手執起電話話筒,眼尾也沒看我一眼,便有一位面目冰冷 的男職員朝我走來。甚麼都沒有解釋,我已首先中招,身處於一個等候室中。兩位同伴隨後亦來入到房間。

那是一間等候入境處職員盤問的房間,與每論是想像中或實際上日本整潔的形像格格不入。坐著的就是我們或者會覺得理所當然的「人種」:非洲人、南亞 人、東南亞人等。還有一個歐洲人,現在加上我們。以歐洲人作為歐美大學的歷史教授的資格來說,加上是有明治大學舉辦的論譠的講者身份,下午四時等等等等等 到晚上十時許,是俾面價。

我們呢?先看入境處盤問的問題。

「你是否leader?」
「你有否曾被警方拘捕?」
「你是否曾被落案起訴?」
「你是否何政治組織的成員?」
「你會否破壞g8其間的會議?」
「你會否參遊行?」
「你們具體有甚麼計劃?」

looking awry,以上的問題便是假設了答問題者是所謂的恐怖份子。特區護照當然被扣留,後來連我們的香港身份證也取去。取去幹甚麼?一頭霧水。等候室牆上貼滿的 入境流程表(為顯得文化多元,流程表還是提供六七種不同語言,和三張重覆的中文!),而每個步驟也幾乎有列明是根據甚麼條例而進行的,唯一欠缺的,便是時 間。我們所在的階段,是等候入境職員的盤問及審批。批就當然沒問題,被裁定要遣返而沒有異議的,或者便是坐免費飛機返老家去。要遣返而向 department of justice上訴的話,就有三日時間。看來滴水不漏吧?盤問的時間要多長?中間的吃飯及睡覺又如何處理?等候其間被盤問者的法律地位及權利是甚麼?這就 是魔鬼的細節。

免費床位

不問可知,當晚入境部的人員並未能決定是否讓放行。但晚上我們的安排,便成了另一個小風波的風眼。當我們知道並不能當晚便入境或遣返,盤問翌日早上 八時繼續,收到的資訊混亂到難以想像。有人說我們會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但那是酒店嗎?還是可以隨便在機場找個地方舖下睡袋便算一晚?又有人對我們說,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要一晚付二百塊美元來。結果是我們享用了一晚有代價的免費住宿——覊留中心。

甚麼代價呢?自由就是代價。甚麼自由呢?在進入覊留中人之前,我們需要先搜查。也不是隨便的搜查,搜身是逗袋式的搜身,一兩秒的震撼也算了。而各人 的幾大件行李,也要翻箱倒籠的抖出來。筆記本要逐頁揭,所有他們有興趣的都給影印下來,背包和旅行袋都的甚麼暗角或平面都給又摸又搓又按——或者就是搜涉 嫌藏毒或藏械的搜查。這就是我們感覺奇怪的——我們的行程,我們的目的,我們有的聯系,都坦蕩的告訴入境職員。明明是他們未能及時作決定,卻因為我們還在 其手上,便把我們當是甚麼的嫌疑販。

在八人大隊的護送下,我們便被帶到住他們口中的「immigration facility」。在那裡,搜身難免,我們被限制攜帶任何行李入房睡覺,包括所有隨身物品如紙、筆、相機、dv機、電腦等。睡覺的房間有如光棍,門外還 有一堵銅牆鐵壁,還要我們簽一分同意書,說我們同意入境職員把門鎖上——為了我們的安全著想(職員的解釋,是因為會有甚麼非洲人,有甚麼危險就不好之 類)。別怪我長氣,我們現在不是有待審批的入境人士嗎?性質上與剛下機要排隊到櫃枱的旅客有分別嗎?或者從入境職員的眼中是有的,但哪怕我們不停的查詢, 並沒任何人曾經有內容地回應過我們。而那個甚麼鎖門的同意書,各位留意了,即使你是怕甚麼非洲人南美人南亞人科學怪人,那張同意書並非保護你和他們有效的 分隔,而是用一個大鐵閘把你們都鎖在同一個空間裡。

翌日早上睡醒,飯也沒吃(這裡指的飯,是當天的早餐及之前一晚的晚飯)便又被帶到昨天那等候室裡。職員遞來一分表格,要我們填上我們之前一晚已完全 交代的資料。原來所謂未完的盤問,只是與之前一晚相同的問題,分別只在於之前一晚入境職員只把答案胡亂抄在一張白紙上,而翌日早上則抄在一張看來比較正式 的表格上,然後又是lost in translation的另一小時(順帶一提,替我們翻譯的一位上海人,一位在成田機場當外判保安的上海人!)。那時已收到消息,我們的事情已在香港通天 飛,不同的朋友在香港在日本為我們提供協助(這部份由另一同伴另文再述),當筆者的第二輪盤問完結後,又是不停的等,等,等。多番堅持,終於能夠嗯下一盒 七仔水平的親子飯便當,作為我們踏入日本後的第一餐。到下午一時多,距離香港有朋友預備到日本領士館抗議前不久,那位一直負責盤問我們的入境職員,才手持 我們護照走入等候室,逐本揭開向我們展示已蓋上的三十天簽證,說我們可以離開了,不好意思云云。

抖擻精神

事情發展到我們步出成田機場的玻璃門,大概已是個句號。所謂的事情,純粹指三人入境遭日本入境部阻撓這事情。這件事沒有為我們帶來怎樣的沮喪或恐 慌,反而令我們的腦筋清醒了,獨立媒體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或是會令權貴神經緊張的。不為甚麼,就是因為獨立媒體能說些不中聽的話,這不純粹是自我感覺良 好,至少日本的入境部也會認為這樣的人來了日本,涉嫌會把某種秩序搞亂。然而這樣把故事講完,自己都覺得雖然事情實在太混賬,自己受到少少阻滯,要引申也 可以去到很多對政權、對國家等的概念和分析和批判。但這種樣衝擊,與香港媒體把這事上升到頭版頭條級的級數,但卻沒甚麼心機介紹一下G8,及為甚麼這種國 際會議會引來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關注及反對,以至連幾條香港小犬都要自稱「洞爺七犬」敲鑼打鼓的說要報導G8等之間構成的強大落差,我們只會更明確感受 到,工作還未開始,困難還未真正遇到。

國家機器對人民的暴力,我們在成田機場的經驗只是一例,也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G8才是主角,還有更嚴重的國家機器暴力才是主角,我們還不算 入流。硬銷一點,同日的皇后碼頭所謂「襲警」案的受害人馬仔和julian才是後者的例子。洞爺七犬的頭三犬,既未碰到G8,也未碰到真正霸道的國家機 器,請讀者stay tu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