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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發到日本前,民間記者們在旺角某咖啡室為採訪團隊起了名──洞爺七犬。那是我們的期許。雖然沒有一人是日本通,與充斥旺角的日本消費「情報」也完全脫節, 不過我們會勉力以秋田犬式的靈敏和勤奮,追蹤追蹤追蹤,牽出與我城暗暗共通的日本社會的線索。追蹤了二十天,我們在離開日本前最後的晚上,來到東京都杉並 區高円寺分區「素人の亂」﹝即業餘者搗亂﹞五號店,找到店主松本哉

追蹤過程是這樣的。六月廿八日,剛來東京的洞爺犬參加了在新宿舉行的反八大國峰會遊行,我們發現,在歐、美、韓的示威常客以外,日本本地最突出的示威者都舉起了反貧窮的旗幟,他們有棲身於東京各大公園及火車站的露宿者,也有沒錢交租被迫長住網吧的青年散工﹝日本稱為freeter,國內譯成「飛特」﹞及派遣工﹝註﹞。他們想說,貧窮不止出現在遙遠的南亞或非洲,貧窮也在最富裕的日本東京伊勢丹百貨門外。

散工和派遣工在日本並非新事,但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下,其人數的增幅已經到達動搖日本社會根本的程度。據統計,日本的散工和派遣工人口已 達到勞動人口的三分一,即一千六百萬,在十五至三十四歲的年輕工作人口中,散工和派遣工更佔一半。日本年輕人於是被截然分成兩類,一半是循規蹈矩、終身聘 用、職業得到完善保障的「正式員工」,一半是隨時可以辭工/被辭、長期低薪、缺乏退休保障、永無升職機會的散工和派遣工﹝主要在工廠、快餐店、超級市場和 加油站工作﹞。

七月五日,札幌舉行峰會前最大的遊行,我們見到更多的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散工﹝下圖﹞。跟工會和民間組織不同,這班前來北海道反對八大國峰會的年輕 人沒有統一服飾、沒有統一的口號、甚至不喊口號,每個人都打扮得稀奇古怪,跟在一架裝配了超級大喇叭的貨車後,唱片騎師輪流播出強勁音樂,他們就隨着音樂 起舞狂歡──那是自零三年流行起來的sound demonstration。如果不是前前後後的工會、反戰和環保團體,你不會察覺自己在參加反八大國峰會示威,卻像在狂野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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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到冒升中的熱情和力量。

翌日,第一次聽到「素人の亂」和松本哉的名字。「素人の亂」不是AV片,是一個大本營在東京都杉並區高円寺分區的生活網絡。素人即業餘者,素人の亂 即業餘者搗亂團,業餘是相對於傳統工會、NGO和政黨的「專業」。日本警察對社會活動的控制比香港嚴厲,示威都要申請,幾百人的示威就有上千名警察佈防, 萬一被捕,於正式起訴前可被警察拘留二十三天。七月五日的遊行中,三名在音樂車上的工作人員和一名記者被捕,喝得醉醺醺的「素人の亂」松本哉,在七月六日 凌晨四、五點到札幌警察總部要求見被捕者,他使出「素人の亂」的看家本領,沒有橫額和口號,只是對着警察胡言亂語一番,像打醉拳一樣把站崗的警察氣得七孔 生煙。整個戲弄過程被放上網站流傳。

讀到這裏,大家也許跟當時的我一樣一頭霧水。這班「素人の亂」到底在搞什麼?為什麼我身邊的日本青年會對那次胡鬧警署的行動感到興奮?為什麼我認識 的「前御宅族」朋友會稱他為「另類社會運動領袖」?為什麼搞了露宿者權益運動三十年的前輩會視他為日本的新希望?為什麼連共產黨的眾議員塩川鉄也亦要到他 辦的活動站台?

於是,我們來到「素人の亂」大本營高円寺,也找朋友替我們翻譯松本哉的新書《貧乏人の逆襲》

從新宿坐JR中央線,四個站就到高円寺。這個離市中心非常近的分區,離奇地洋溢着香港離島的悠閒。這裏有香港「保育人士」迷戀的小街網絡,成百上千 的有趣小店,很多人騎着單車穿插,不同年紀的人在路邊乘涼聊天。松本哉及一班搗蛋朋友選中這個地方,於二零零五年開始在高円寺的北中通﹝街名﹞開店,買賣 二手衣服及其他回收產品,慢慢建立起一個貧乏人的生活網絡。三年下來,「素人の亂」在高円寺已經開了至少七間店舖,除了買賣二手傢俬、雜物和電器的五號 店、還有「古着屋」﹝專賣二手衣服﹞、酒吧、咖啡室、食堂、以及一個專門搞文化活動和開派對的場地﹝見「素人の亂」勢力圖﹞。 不同的店由不同的人分散管理,物以類聚,不少愛熱鬧的年輕人也聞風搬到高円寺,他們白天各有各的工作,到了晚上假日就聚在一起聊天、辦放映會討論會等文化 活動、當然,還有策劃不同類型的示威和搗蛋行動。難得的是,這班年輕人很懂得尊重原來的社區網絡,哪裏可以開派對,哪裏不能大吵大鬧都細心想到,周圍的店 東都跟松本哉相處融洽。

松本哉最喜歡人家稱他為「素人の亂」五號店店長。五號店像香港的夜冷店,不過還是有日本人習慣的整齊,每件傢俱和二手雜物都抹得很乾淨,並附有價錢 牌。我們在櫃台前窄窄的空間坐下,面紅耳赤的松本哉似乎已喝得半醉。他開口就說:「從外面看日本,大家會以為所有人都在勤奮工作。但其實有很多人在做別的 事情,如音樂和藝術,在高円寺就聚了很多這類人。在日本,有很多人希望抵抗﹝長時間工作加大量消費的生活模式﹞。」

說到「素人の亂」實踐的那種派對式、調侃式的行動。松本哉說:「我在大學時候已經參加學生運動。那些都是傳統對抗式的運動,大家戴上頭盔搞行動,但總是失敗,舊的一套很沉悶、很愚蠢﹝你沒有可能打贏警察﹞。我變了,我來到高円寺,決定做我想做的事。」

三十四歲的松本哉是日本學生運動的「老兵」。翻閱《貧乏人の逆襲》書末的年譜,每讀兩行就忍不住笑出聲。松本哉在東京法政大學”hea”那七、八年,幾乎把整間大學「玩」轉了:

20-21歲
●反對令「貧乏的」法政大學高級化的「市谷再開發」計劃,成立「法政貧乏形象守護會」

22-23歲
●反對學校飯堂加價20円。當時法政大學有很多窮人,百多人湧入飯堂示威
●在愛知大學成立「愛大貧乏守護會」,並與法政大學聯手成立全日本貧窮學生總連會﹝全貧連﹞

23-24歲
●法政大學舉行窮人集會,架起大帳幕。闖入新校舍工地,「完全變成暴徒」。
●在校園賣啤酒,大學內出現爛醉的人
●在持續賺取暴利的「生協食堂」前賣一百円的咖喱飯
●在禁止夜間進入的多摩校舍抗議,佔據校舍搞大食會
●在大學開放日,穿着西裝,設置「假的」展板和單張,宣布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下降,學生運動充滿自信。考生都信以為真
●把煮鍋、暖爐、書架、雪櫃和電視搬入校園,十日內不停搞大食會,轟動校園,最後連教授也前來飲飲食食

25-26歲
●反對學校加學費,得不到回應,在校務處窗口前燒臭魚乾﹝有強烈臭味﹞,把職員 逼出來

26-27歲
●法大畢業。雖然幾乎沒上過堂,卻取得很多學分,校方強制畢業,隨手將畢業證書扔進垃圾桶。一氣之下,翌月再入讀法大通信科
●趁法政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校長與財經界巨頭開會時闖入會場擲蛋糕,數月後被捕。先被築地警署拘留四十多天。他稱那段日子為「築地警署的快樂生活」──「六 人房,有黑社會、騙子、傻佬、露宿者、售貨員、非法居留外國人、殺人犯等,真是人才的寶庫!大家互相教授拿手本領,每天嘻嘻哈哈過日子,感覺就像品味差一 點的青年旅舍。」之後再被拘留於東京拘置所三個月──「一人房,遠離都市的喧鬧,常常沉醉於讀書,偷偷取得了其他囚犯的聯絡,秘密造酒等,每日過得有意 義。」最後被判刑一年半,緩刑三年。二零零二年七月,被法政大學開除學籍。

帶着如此「輝煌」履歷的松本哉走入社會,搗蛋的天地更大了。松本說自己改變了,我卻認為他挺一貫的。他最重視基層市民/學生的生活,發起的運動都跟最貼身的生活相關。譬如他去年花了很大的力氣,反對國會修訂《電器用品安全法》 ──因為新法禁止二零零一年前的電器在二手市場買賣,變相取締了基層市民之間很重要的一項商業活動﹝當然,音樂界和電玩界都反對新法,因為很多經典器材都 不能再合法買賣﹞。來到高円寺建立起「素人の亂」生活網絡,他要推動「有時間但無錢的人」能快樂、自由和有尊嚴地生活的空間。他稱之為「社區行動主義」 ﹝local community activism﹞。

這下大家應該想得到,松本哉及「素人の亂」的倡議為何對一些年輕人有吸引力。那一大批被主流社會判定為失敗者,幾乎永無翻身之日的年輕散工、派遣工、御宅族、「網吧難民」, 建立屬於自己、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自主生活網絡,是比起加入主流工會或政黨更加直接和有力量的抵抗。「素人の亂」式的另類社區營造﹝相對於上星期談的神 戶地震重建﹞,已經慢慢在日本各大城市中擴散,包括大阪、札幌等。這些自主青年社區彼此相通,彼此支援,又與新興的散工工會﹝freeter’s union﹞及露宿者團體連結,織成一個頗具行動力的網絡。

「素人の亂」的支持者K君說:「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輕人都很厭倦傳統工會和左派團體一式一樣,講求統一的示威。我們需要好的社會、好的人際關係、好的公共空間。我們不要等到將來,現在就要!我們的眼光經常都集中在當下。」

和香港一樣,爭取公共空開的開放性也「素人の亂」的主要實踐。在這事上,松本哉有一套很好玩的理論。譬如,他覺得遊行的重點不在表達訴求,而在於 「佔據街道」玩一通,警察也不是對抗的對象,而是利用、戲弄的目標。他在書中介紹示威的一節寫道:「這世上還有一種叫作『示威』的武器。只要先跟警察局通 報一聲,他們就會讓我們使用從出發點至目的地的道路,還附送警察伯伯維持交通。這真的很棒。每個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主張在街上自由說出…..用你所能 想到的任何方法來表達,亂七八糟、五顏六色的大騷動也是可能的!」﹝請參看張建元的摘譯﹞ 松本哉就有這種借力打力的能耐,他把日本限制示威的法例,正面地說成是「這也代表我們只需通報一聲就可以做任何事。」而去年年中,松本哉為了進一步擴闊高 円寺公共空間使用的規範,「毅然」報名參加東區都杉並區的區議會選舉﹝因為候選人可以合法地在公眾地方「嗌咪」﹞,結果高円寺火車站在那段日子成為聞名東 京的派對場地﹝看連結的錄像﹞,而松本最後居然出乎意料地得到超過一千票──再給他一千票就能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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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哉總是不斷給人「驚喜」。談了一個多小時後,他突然不動聲色地醉倒地上,睡着了,訪問也戛然而止。我轉臉望向身旁的書架,看到兩本印製精美的小說,作者松本哉。

「松本先生也寫小說?」
「不,那是他去世不久的父親,筆名松本哉,與兒子同名。」在高円寺居住的美國人jeremy說。
筆名松本哉的小說家,也許沒想到同名的兒子的生命,會比小說更離奇吧。

註:freeter﹝散工﹞和派遣工已成了日本主流傳媒兩個關鍵詞。日本內閣府對freeter的定義為:十五到三十四歲、除了學生和主婦以外的年輕人,有工作,但不是企業的正式員工,想要工作但找不到的人也屬於這類別。「派遣工」則比較複雜,日本自八十年代中訂立《勞動派遣法》, 容許設立職業中介公司,為其他企業提供臨時員工。員工只跟中介公司簽了約,工作的地方卻是另一企業﹝被派的企業﹞,企業將薪水發給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扣去 一筆後再發給員工。這條法例原來只限於翻譯、鋼琴老師等專門行業,後來被製造業濫用來招聘可隨時裁掉的低技術工人。日本大企業的終身聘用制仍然存在,但只 限於技術及管理人員,低技術勞動幾乎已全部改為散工和派遣工。

日本社區與社會運動系列之三
系列之二:町造與社區電台──從神戶災區重建中學習
系列之一:東京立川反戰運動

連結:
松本哉新書《貧乏人の逆襲》摘譯──〈Demo作戰〉和〈三人示威〉
松本哉零七年參選政綱
高円寺「示威」片段youtube更多
素人の亂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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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円寺北中道,素人の亂「勢力範圍」。阿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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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哉。阿野攝。

撰文:朱凱迪 翻譯:張建元、區佩芬
圖片拍攝:阿野
原刊零八年七月廿八日星期日明報

影像串流:

將日本帶回香港──洞爺七犬G8採訪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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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難又難,話易又易。洞爺七犬赴日採訪及報導G8,既不願意只向日本防暴的盾牌飛撲,對著光怪陸離的社會運動及歷史軌跡又難以進入,加上日本社會高 度發展,語言又不通,洞爺七犬徹底感受到做一個有作為卻不離地的民間記者的限制及難處。反過來說,獨立媒體既欲關注主流媒因為諸種理由不予關注的議題,亦 想介入主流政治論述,提供進步的觀點;兩大理想卻在本年在日本北海道舉行的八國峰會中二合為一,札幌反G8報導應可為本土獨立媒體運動引入嶄新經驗。

其他獨立媒體行動者在做甚麼?獨立媒體的工作與日本本土社會有關連嗎?所見所聞所學,帶得回香港嗎?以上的問題一直像幽靈般在洞爺七犬頭頂回盪着。

無論你是純粹好奇洞爺七犬在日本的奇聞妙事也好,明年想到在意大利主辦的八國峰會感受一下歐洲人的行動風格也好,洞爺七犬也希望藉這次分享會,向大家報告一在日本的經歷和作為媒體行動者的省思。

日期:七月二十六日(六)
時間: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富德樓9字樓獨立媒體﹝香港﹞辦事處
講者:洞爺七犬

註:另一場分享會正在籌備中,計劃邀請多位遠赴日本參加非政府組織峰會的香港團體代表,敬請留意。

[g8直擊系列]町造與社區電台──從神戶災區重建中學習

朱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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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日本關西神戶市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超過六千人死亡。城西的長田區,二戰時沒受美軍空襲,因此留有很多戰前木建築。這些 老房子在地震後的大火中幾乎毀盡,數以百計老人被燒死。另外,老區也因為租金低廉,一直是留日韓國人、越南難民、菲律賓和南美等地新移民的聚居地,由於語 言障礙及種族歧視,他們與日本人關係疏離。地震後,許多救災資訊只以日語發放,少數族裔陷入更大的窘境。

十三年後走進長田區,沒有一點頽垣敗瓦的痕迹,街道和房屋井井有條、煥然一新,不過比硬件的重建更珍貴的,是災後人際關係的再造,以及貧富兼顧的社區規劃原則。促成這些發展的,全靠一個社區電台和一個町造﹝即社區建設﹞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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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右一為FMyy社區電台負責人日比野純一先生,中間為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事務局長河合節二先生。

十三年前的神戶大地震,和今年的四川地震一樣,激起了民間社會的爆發,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趕到災區。當年在東京一間報館任職的日比野純一先生,在地震 發生前四天剛巧辭去了工作。地震後,他從新聞看到神戶長田區受災嚴重,知道越南人因為語言不通,根本不知道哪裏可以得到幫助,難以自救。「我馬上到圖書館 翻查資料,這才了解到越南人在神戶的處境。於是馬上趕到長田區救人,並在那邊的災民中心住下來。」

在長田區,外國人佔人口的百分之十:殖民時期被帶到日本的韓國人及其後裔約一萬人、八十年代來到的越南人有約八百﹝主要在鞋廠工作﹞,還有來自中 國、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地震前,每個族群互不理睬,主流日本人,尤其是老人家有很重的歧視心態。」地震後,長田區的日本人迫於無奈要和外國人一同生活 在災民中心,再加上同樣淪為災民的山口組黑幫,尤如困獸鬥,打架爭吵不時發生。

訪問前,我想當然地以為是志願者引導災民走向種族融合,實情是災民在經過一個月困獸鬥後,慢慢互相認識,自己體會到融合的需要。「一個月後,災民中 心收到的物資漸多,生活稍稍安頓,不同種族的災民開始互相認識,語言不通,就以食物和音樂做中介。當時災民開始開派對,越南人煮愈南菜、日本人煮日本麵, 很多日本老人家是第一次吃到越南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過去日本人不會去問越南人的名字,只會喊『這個/那個越南人』,但在災民中心生活久了,慢慢 成了朋友。有日本人開始學越南話,越南人也邀請日本人進屋裏坐。不同種族的災民其實都想和諧共處,卻不知道怎樣突破障礙。」

最先動起來的是韓國人,他們在兩星期後開始在長田區設立社區電台FM Yabuseyo,以韓語及日語廣播救災消息並提供娛樂,因為他們知道,在災區,正確的資訊非常重要。韓國人的需要源自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的慘痛記憶。 那次地震和神戶地震一樣,在城市中引發大火,導致死傷無數,當時有謠言指是韓國人縱火並落毒,東京都部分日本人信以為真,在街上屠殺了六千名韓國人,一些 日語講得不純正的中國人和沖繩人亦同樣遇害。

接着,越南人社群在日本志願者的協助下,也成立了社區電台FM Yaumen,廣播的語言有法語、西班牙語、菲律賓語和英語。兩個非法廣播的電台很快就合二為一,名為FMyy﹝http: //www.tcc117.org/fmyy/index.php﹞,現在每星期七日,每日廣播十小時,廣播語言亦擴展至十種,包括日本南部群島的方言。 雖然電台的接受範圍只有半徑十公里,但FMyy對日本社區電台的發展影響深遠,政府也按特例向他們發牌照。

日比野先生說,Fmyy不單是一個社區電台,而是社區營造的一部分,居民不單止聽,也會參加社區中心的活動。他畫了一張圓圈來形容不同社群的互動, 日本人社區←→社區組織←→少數族裔←→日本人社區,社區電台則是在這些關係中無處不在的大氣電波。「我們相信,多元文化是發展社區的動力。當然,我們的 目標不單是在一個社區,而是要在日本建立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別於目前單一文化社會﹞,不明白日語的人也在可以安穩地在社區生活。」近年,FMyy開始擴展 工作,設立翻譯政府公文的服務,並爭取神戶市政府制訂兼容多元文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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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yy錄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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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yy之前製作的多語災難應變手冊。

再談下去,FMyy的社區電台理念就愈發清晰。社區電台的祖宗是六十年前在波利維亞礦場工作的原住民。他們借電台廣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日比野先生 說:「在墨西哥,五百年前有二百多種語言,經過西班牙殖民統治及目前的單一文化政策,只剩下六十。直到今日,墨西哥政府仍然透過主流教育來排擠原住民的語 言和文化。社區電台就是反抗的工具。」因此,社區電台是要確保另類聲音/語言不被消滅,而要保住另類聲音,就是要保住改造社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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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Myy電台在社區內緊密合作的,還有長田區野田北部地區町造﹝Machizukuri,可譯作「社區建設」﹞協議會。社區電台營造尊重多元文化的氣氛,町造協議會則讓居民自己動手,營造更宜居的生活空間,兩者雙輔兩承。

河合節二先生在野田北部地區出生,今年四十七歲。在地震發生前兩年,他就與一些街坊聯合,成立野田北部地區町造協議會。若以香港的體制來比較,町造 協議會是在街坊福利會和區議會之間的組織,是一個法定註冊機構,透過民眾直接參與的方法,解決社區裏的規劃及環境問題。協議會管理的範圍大約十三公頃,人 口約二千人。簡單說,町造協議會就區內的發展項目取得居民共識,然後向市政府要求撥款執行,反過來,當市政府要主動地在區內進行建設,也要先透過協議會取 得居民支持。

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成立後第一個項目,是把區內一塊業權不明的荒地開闢成公園﹝大國公園﹞,並且擴闊通向公園的行人/單車徑。商議、處理業權、游說 政治資助至興建,差不多花了兩年,工程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一個月後,地震發生,大國公園成為區內重要的避難所,而那條擴闊了的馬路,亦稍稍擋住了地 震後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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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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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第一項工程,包括擴闊通往大國公園的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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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公園內設立的紀念碑,有當年野田北部的災情。

地震令町造協議會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一開始時,町造協議會主要是幫助居民生存下來。我們邀請了天主教會神父和醫院院長加入了協議會。協議會認為,這區 的﹝不同種族的﹞居民愈來愈互不相識,地震後,誰死了誰活着都沒人管。這是社區最大的問題。因此,協議會定下原則,要為所有種族的居民服務。協議會支持實 踐多元文化的FMyy社區電台。慢慢發展下來,多元文化就成了這裏的特色。譬如協議會決定,區內的路牌和標記都要附有多種文字。」

協議會另一項教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是化解業主和原租戶在重建時可能出現的矛盾。「在神戶,很多社區都發生業主和租戶之間的矛盾。野田北部地區做得很 好,不管是業主還是租戶,我們認為,住在這區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不希望有人因為重建而被迫遷,反而希望舊的街坊和年輕人能夠搬回來。」

這些想法,於香港肯定被嘲為妙想天開,在野田北部卻成功落實。之前提到,地震前的野田北部很多木舊房,吸引了不少基層居民租住,如果由得業主在地震 後自行重建,租金肯定會上升,很多居民可能要搬走。於是,協議會聯同市政府和業主商討,最終達成共識:業主將地皮租給政府二十年,由政府興建樓層較多的低 租金住房給原租戶,並由政府管理。這樣,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雖然也變相放棄了炒賣的機會﹞,租戶也能繼續留在社區。此外,協議會為了擴闊社區內的馬路闊 道,令救護車能通過,與區內業主達成協議,要求新建房子一律往後退五十厘米,以換取政府稍稍放寬發展的高度限制。

很難想像一個小小的町造協議會﹝只有二千居民!﹞,居然能發揮比香港一個人口幾十萬的區議會更大的力量,能夠推動尊重居民生活權利的規劃方案,儘管方案可能限制了土地的價值。我問河合先生,為何可以這樣?

他說:「我在野田北部出生,在天主教會辦的幼稚園讀書,那間幼稚園在地震中毀了。我在野田北部經歷了地震,在廢墟中挖出很多每天跟我講早晨的老太太 的屍體。見到社區幾乎夷為平地,我很想在我有生之年,看看這個社區會重建成什麼模樣。﹝什麼是理想的社區呢?﹞在地震後一次協議會會議上,我跟其他成員說 了自己的願望。我希望社區能回復平靜,居民可以三代同堂一起生活。經過十年的努力,現在不單止有三代同堂,連四代同堂也見到了。現在我關注的是如何延續下 去。」他一句也沒有提過錢,無論貧富、無論種族,總之都能安穩生活,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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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酒吧。

我們在長田區參觀那天,碰巧一名由德國來的實習生搞告別派對。在社區中心的草地上,有韓國人、有越南人、有秘魯人、有香港人、有日本人、有中國人、 也有來自歐美的,韓國居民替大家煮了很美味的牛什煲。河合節二先生站在大國公園,向我們介紹周圍每一家店每一戶人如何捱過地震。八十年歷史的和果子店繼續 日復日地營業,小孩在公園裏燃點七色煙花。這些景象令人貼心地體會到何謂「社區營造」,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共同信仰的價值,什麼是開放和包容,都是 透過十幾年來不斷經營和協商來確認。

在大國公園旁邊,豎立了《野田北部 美化城市宣言》,千錘百鍊出來的三點共識是:
○我們肯定會收拾好狗和貓的糞便!!
○我們決不會亂停自行車,違法停車!!
○我們決不會把垃圾和烟頭到處亂扔!!
大家一起來努力吧!!拜託了!
平成16年6月17日

日本有時的確誇張得有點超現實,你說香港怎樣學得來呢?

原刊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星期日明報

他者令我們的眼睛更清明

在反G8的洞爺湖20公里長征中,幾個女孩帶領隊伍,即興編反G8歌曲,敲打鍋子,以各國語言叫反G8口號,沿路掐下美麗的小花別上鬢髻,並分給其它國家的行動者。20 公里長征非常艱苦,而且因為日本警方的打壓而只能在山野中舉行,示威者雖然非常失望,但長征期間的自發能量仍然比香港的遊行強:路上法國人唱《路障戰歌》,到日本女孩唱《美少女戰士》主題曲時,沿路埋身監視示威者的警察都忍不住笑。Umi是其中一個女孩,常主動和外國示威者談話。Umi的意思,是海。

訪問海的原因,是因為她看來既快樂又理智。海自嘲:「我是個小丑,幹些蠢事令大家快樂。有些人甚至會說,海,來,什麼都不用做,和我們站在一起就好。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的價值吧。」但海有非常憂鬱的一面,因為她有長期被社會排拒的經驗,她是他者(the others)。

對多樣性視如不見

海其實不是今次反G8行動的正式組織者,她是在紐約讀書,放假回來。不過在整個組織過程中,她也擔起了不少組織工作,因為事情實在太多太難,她認為日本人其實不懂得組織一次國際性抗議行動。今次反G8,習慣「Europe is our playground」的外國示威者,很難接受日本的警察國家氣氛(註),於是常與日本組織者產生分歧和溝通困難。「外國的社運組織有『營造共識』的訓練,但日本基本上沒有,通常都是由某個權威下發;我們討論時的回應方式也少,而在外國的社運群體中,雙手向上搖動是贊成,向下搖動是反對,舉一隻手指是有意見,還有籃球「technical point」手勢叫暫停。日本則習慣拍掌表示贊成,拍掌聲勢易大,人數卻難計算。又如日本人好像假設,共識(agreement)就是完全贊成,但其實這裡可以分很多層次,如:我贊成你的原則,卻不贊成你的行動;我贊成你的行動,卻不贊成你的原則;我贊成你的原則和行動,但不會參與;我不會參與你的行動,但我願意在旁見證(這也是一種幫助運動的方法)。日本人對這些多樣性措手不及。」

香港人對日本文化裡多姿多彩的文化現象和專有名詞很感興趣,但海說日本社會其實對多樣性視如不見,更不認為多樣性是好東西。她在十一歲時就離開了學校沒再上學,因為她忍受不了學校的規訓。「老師教畫畫時,都要學生用同一種顏色作人物膚色,而我畫了黑皮膚的人,就要被罰。連夕陽的顏色都是規定的。」大江健三郎說孩子要上學是為了認識朋友,海卻很難忍受看見朋友之間的虛偽,明明討厭那些人卻要笑著在一起,只為了不被排擠,她看見人這樣,真的會生病。她不再上學,也就成為社會上的邊緣族群:「在電車上人們用厭惡的眼光看我,不是因為我的行為,只是因為我在那時段卻不在學校,他們認定不上學就肯定不是好人。圖書館不讓我進去。我叔叔叫我去死,因為我不上學給其它孩子立了壞榜樣。沒有個人,只有群體。」日本文化中認定女性必須結婚、生孩子傳宗接代才是有價值的存在,她更無法忍受。

海有非常開明地接受她的父母,並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一些另類學校,是她能活到現在的原因。像她這樣邊緣的孩子往往沒有出路,每年她都有朋友死去。而她能夠到紐約讀書,接觸較自由的空氣,她沒有因此「崇洋」,而是提煉出批判的眼光。「日本所實行的政治民主是以歐美為模型的,但其實日本並沒有真正擁有歐美的民主社會氣氛。今次日本反G8網絡的組織者對外國示威者存在崇拜和迷信,以致他們會以『全然奉獻』的方式,為來客準備好所有的物質支援,對來客作了許多假設,卻沒有設想和預備過會出現什麼分歧、如何處理。」她認為日本是個非常隔離的社會,分工異常仔細,每個部門都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彼此之間卻完全沒有溝通。

與他者共同生存

像某種詛咒,一個人試過在一個社會裡格格不入,可能之後在任何社會都是格格不入的。海說,在紐約,亞洲人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同樣受到限制,亞洲人好像假設成「只能處理關於的亞洲東西。」她明白歐美國家的自我中心,對於那些以為整個世界都像而且必須像自己的偉大國家那樣運作的行動者,「I won’t give a shit.」由於許多外來的示威者完全無法想像日本是個監控如此嚴密的國家,在示威行動的策劃過程中,與日本組織者產生很多分歧。討論過程令許多人都很沮喪,海卻肯定分歧,歸根究底,外國的示威者來到,無論如何是好的,因為這能讓日本人面對面遭遇「異己」,亦即他者。我想她的意思是,看到他者與自己的不同,看到自己的社會因這些不同而施加在他者身上的不公,社會也有了改革與開放的可能。

如何與他者共同生存,或者說「我們能否共同生存」,不止是反抗者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裡所有人的問題。香港社會的抑壓程度,距離日本還有多遠?我們是在往錯誤的方向走嗎?於此你該明白,為什麼反抗者總在關心,我們怎麼對待社會的他者,邊緣,外人。海的女性主義傾向明顯,我想起克莉絲蒂娃淺白的小書《反抗的未來》,裡面克氏以其女性本位、及於各個國家遊歷講學的「異鄉人」經驗,去肯定「容納他者」是建立主體和尋找反抗能量的方法。我問,海在遊行中的能量是哪裡來的,她說:「因為我們生活在非常抑壓的社會,我們在電車上不敢看書,女性被非禮反而為自己羞愧,這些抑壓都會變成我們的能量。」我們在談論差異,但到最後,對被排斥者的支持可以成為百川匯海的濫觴源頭。海是廣闊的,洶湧著巨大的活力和憂鬱。

海不肯拍照,我於是建議了這種非常女孩的拍照方式。圖為20公里長征後我們的腳

註:由於日本是嚴密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警方只批准反G8遊行在洞爺湖附近的山野中進行,示威只有少數附近的村民看到,許多習慣大型示威的行動者難免對此感到失望。而由於日本警察會以「妨害交通條例」這樣瑣碎的原因來拘捕示威者,而拘捕的代價非常大(拘留23日、搜查家居、調查鄰居和朋友,即使不起訴也完全毀滅你的工作和人際網絡),示威受到異常大的抑壓。

來自二零五零的訊息

鄧小樺

G8北海道巿民峰會有個響亮的名字,叫「我們可以改變世界」。會議內容豐富,涵蓋的範圍包括環保、勞工、貧窮、反戰、第三世界兒童及青年問題;就算有同去的其它洞爺犬分擔,也要像電影節那樣一天跑幾場。七月七日早上十點至一點之內就有六場同時舉行,我參加的是一場較不像正規會議的工作坊:「來自2050的訊息——關於環境和人權的表達性藝術應用工作坊」。

工作坊由東京工業大學的森田明彦博士主持(我懷疑他是1950年生的,2050時他恰好一百歲),參與者有看來像大學生的年輕人、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分組每組四人。工作坊以日文舉行,我只能從power point上的漢字加上同組的鎌田小姐的翻譯,知道大概內容。首先,參與者以圖畫表達自己今晨起床時的感受,代替介紹,作為圖像思維和圖像表達的熱身。

熱身後,參加者講述自己童年快樂的及不快樂的的回憶。日本人的快樂回憶確如一幅侯孝賢《童年往事》般的手卷輿圖:爬山、攀樹,捕昆蟲、扔泥塊打泥土仗、找到自己認定的私密空間,或者就是在喜歡的路上走走,都指向人與自然某種交融契合,悠閒著迷的遊戲時光。而不快樂的童年回憶,往往是因排拒和斷裂:被友儕排擠,好友轉校,同學對自己不友善,不擅運動而被孤立,家庭不和等等,我又不無格套地想到岩井俊二的電影。

這輪討論後,森田博士播放「地球環境基金」關於地球暖化的錄像,闡述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人際關係問題、社群破裂其實環環相扣,例如氣候暖化、地域沙漠化,許多貧困地方出現人口販賣(trafficking)和勞動轉移,海水上昇對於孟加拉的影響就是這樣。環境問題結合了微觀個人生活和宏觀政治經濟社會關係,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譬如日本強大的廢物分類系統,已經徹底深入每家每戶;而「從每個人自身做起」對環境問題並不足夠,這其實涉及社會組織、城巿規劃的問題:如果要節省燃油,就要從道路設計開始思考如何方便甚至鼓勵單車——這不只是返古式簡樸趣味,更可見出政府對於環境問題的視野和承擔。

下一步是組員合作畫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年青組員的畫裡有更多的遊戲設置,即使用水墨都像童話;我們組平均年齡較大,圖畫傾向抽象,研究生物多樣性的今枝久先生畫出釣翁,空間分割是國畫式;但每組都會有風力發電、太陽能板等科技設備,與那個古老、自然、屬於童年的日本之元素並置,山、河、樹、田、花、動物——時空摺曲,過去與未來結合。美好社會並不集體,都是親密的小社群:我馬上來個中日文化交流:小國寡民!

接著兩人一組,先選一種物品代表自己、說明原因;然後對方以該物品的角度回應。鎌田小姐選的是名片,因為她說她的一切都在上面了。我有點黯然,說:我作為一張名片,會喜歡換換樣子,如果能每年換個設計就好了;另外,我會知道,我只能代表你的一部分,你會有其它精彩的故事,在這張紙片的符號以外。職業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儘管是攞你命的一部分。這環節的意義在於,要參與者去掉人類中心主義,以物的角度思考及回應,對物抱持情感,因而珍惜。森田博士稱,人類應該要用同理心來理解物件的價值,知道人與物是互相需要的。最後,大家想像是2050年,自己身在畫中的理想社會,給現在的自己寫個訊息。留言大多陽光沛:「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吧」、「別放棄」——原來在看過危機之後運用想像力去面對,所激發的就是正面能量。

這工作坊兼具社會視野和詩意,「以物的角度思考」、「未來的自己給現在的自己寫信」甚至是我教寫作時做的遊戲。我在保育運動中參與過「人民規劃」,也曾經在皇后碼頭搞過一次集體設計一間虛構書店,往往「社會性」的工作坊較強調現實,創作性的則怯於說出自己的社會意義;這個工作坊勝在有「人民規劃」的社會向度,又有「皇后書店」的想像向度,其中橋樑是「兒時回憶」這個介乎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元素,其中有辯證上昇的能量。回憶屬於過去,想像指向未來——香港的保育運動,常遇到這樣的蠢問題:所有舊的都保留,社會如何向前?森田博士是社會學科的人腳踏實地,說話這麼斬釘截鐵:回憶是想像的原材料,也是其產品;當人們在喚起自己的回憶時,其實他們在重述新的故事,創造新的意義。

八國峰會今年舉行的地方是北海道北部洞爺湖,一座建在山頂的度假酒店,那可是貴得尋常日本人花不起也不會到的地方。八號那天參與了反G8行動的大遊行,從落腳的營地出發,在山上鑽了八小時,上山下海走了半個馬拉松的距離,才登上了一處能「遠眺」洞爺湖溫莎酒店的山坡——當場才明白為什麼總理元首們需要坐直升機。難怪當八國的首領雲集酒店開會之際,一眾夫人還能有雅興學茶道、摺和服。

日本政府懂得挑個「桃花源」招待各國元首,卻並不能掩飾八國峰會會議桌上的種種矛盾。例如,油價近日火箭直闖一百四十五元,德法意認為是原油過份投機使然,美國卻認為是發展中國家才是禍首。又例如,峰會希望促進以巴和談,但英美等國家卻已將巴勒斯坦哈瑪斯政權定性為「恐怖組織」,雙方和談形同緣木求魚。

會議桌上:弱勢又矛盾滿佈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為八國峰會的死症。空氣乾淨得聲音也傳得特別遠的日本,把握形勢主力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士哥」(score)。但排放量最大的美國,卻從來拒絕作具體數字上的減排承諾——因為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沒減排目標云云。糧食問題、全球經濟等間題亦不是八國關門自己說了算。因此,是否讓中國印度墨西哥南非及巴西等國擁有峰會的正式會員資格,又變成另一個重要議題——然而,中國應否獲得會員證,美國已表明反對。

有媒體踢爆,英國首相白高敦在第一天與非洲國家討論糧食危機問題,當晚便享用了八道菜共十八款佳餚的晚餐。這也許便說明了峰會的性質。但,場外呢?

由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開始,全球公義運動針對着如八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世貿等國際會議的場合,雖然有勝有負,但每每有令人意外的成果。○五年由英國舉辦的八國峰會,會場在蘇格蘭一間草原上的酒店。歐洲主場,大量所謂「峰會草蜢」(summit hoppers,即哪裏開會哪裏去的行動者)聞風掩至要衝擊會場。唯營地裏的幾萬人又難以協調,於是使出一天七次的車輪戰術,即使凌晨三四時也是人人跑幾公里衝擊防線。據今年的組織者說,去年德國反八國峰會的營地組織者,因為參與人數眾多,收回的捐款竟然多出成本一倍!近年的流行口號「we are everywhere」,實在有其運動成果上及內部組織的意義。

洞爺七犬由七月七日開始分批抵達洞爺湖以西北的convergence camp。組織者共安排了三個營地,洞爺七犬進駐的是相對而言老外較多的豊浦營地。頭一天由營地遊行至最近的豐浦火車站,起行已開始下大雨,還未行出森林公園已被日本警察攔截。幾位老外上前說了幾句,隊伍便班師回朝。

大道上:中調虎離山計

翌日的行動同樣是以豐浦火車站為終點,而這回警察不僅沒有阻止遊行的進行,更精心安排了一條無敵風景線,有精奇怪石有千年老樹,有上山有海灘,二百人的隊伍根本如與同行的警察一同遠足。沿途所見到的路人不過兩百,這難道不有點尷尬嗎?若沒有人看到,任你是二百個孫悟空咁威也沒意思。在森林小路間,難道示威給千年老樹看?最沮喪的是,即使走了二十公里,並不表示隊伍因此走近了元首們開會的洞爺湖溫莎酒店。到達豊浦火車站後回程,坐大巴十來分鐘便到了。換言之,這是完美的調虎離山計。

臨行前,幾條洞爺犬都在溫習嶺大文化研究系教授羅永生早於○六年初,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完結不久發表的一系列譯寫文章,主題都圍繞在全球公義運動中佔關鍵角色的無政府主義,如何思考他們「we are everywhere」的得失。相當深刻的是,頭一天晚上大家花了六小時討論翌日的行動,營地裏百多人立即便「埋位交戲」。歐洲來的行動者,有部分是愛派對愛喝酒更愛衝擊權貴兼具無政府主義傾向,有據說自六十年代反越戰後便未出現過大規模動員的日本的行動者;前者吃盡歐美防暴警察的橡膠子彈及電棒,對直接行動有相當高的預期,後者則因為長期不在社會行動的氣氛中,加上七月五日在札幌的遊行才有幾位行動者被捕,故一切傾向和平歡樂。

在日本反全球化的藍調

還有一點背景補充,日本組織者及一直支援組織工作的國外行動者,早在幾星期前已達成了共識:和平非暴力。不管閣下認為這是保守還是進步,這就是七月七日至九號之間所有行動的原則。喝着啤酒以為到處都是布拉格的行動者,錯的一着,並非較體力化的直接行動有原罪,而是失諸沒有從頭參與籌劃。到這刻才在內部叫陣,復又未能自我組織有目標有手段的行動,同場的其他行動者看他們不起,當他們是鬧事叫囂的醉酒漢,怪不得人。

日本政府據稱派出了為了保安,派出二萬警力應付反對八國峰會的示威人士。照今年的情况看,怕是勞民傷財了。今年因為諸種理由,反對聲音無法造成什麼影響,日本政府攞彩而遮掩了八大峰會的根本無能及無謂,那就叫得不償失。

三年前wto第六次部長級在香港舉行,一班「民間記者」樂得每天拋妻棄子六親不認的往街上跑,真箇「不在抗爭現場,就在往抗爭現場的路上」。以當時大量人大量的投入,當然收到很多風,建立了很多關係,也打了許多架,甚麼盾牌催淚彈鐵馬陣都經驗過。但以當時的人腳,絕對可以協調得更好,產量更多。

出發去日本採訪g8,還這筆民間獨立媒體工作的債,怕是不認還需認的背景罷。也因為如此,在機場過了差不多廿小時後,晚上回到下塌處收到催魂電郵,說全香港的媒體都在報導香港獨立媒體網的記者在日本被扣留,唯獨是香港獨立媒體網沒有相關的文章,民間記者當晚就開工,虛心受教不敢怠慢。

民間記者,與主流媒體記者相似的地方,是大家也不過是寫文章拍片段,把消息傳遞開去。但有點不同的是,幹嗎要傳遞開去?說上星期六發生的一段小插曲。

警察是一個保安功夫做得相當好的政府部門,換句話說就是相當封閉。在香港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若有社運朋友在行動中被警察捉去,單是被帶到哪間警署去了,好讓其他人安排律師協助,也是諸多阻撓百般隱瞞的——更別說在無人知道的情況下被捕了的朋友。

剛過去的星期六,是反g8的國際行動日,幾千人聚集在平時蚊都唔多隻的札幌街頭,邊嘉年華邊表達各自的訴求。大遊行的隊伍中,有穿似和服的的農民,有以一生人的時間參與日本反戰反核運動的公公婆婆,有punk頭異服的無政府酷兒,有嘈到拆天的drum circle,有全球公義運動的明星扯線公仔。

一隻洞爺犬說,老大難得帶大班手足出街,當然要抓幾個才算交功課。當天一共抓了三位行動者,及一位記者。該名大通訊社記者據稱是在人群中與警察身體有點接觸,三爬兩撥便給警察扯出人堆中,然後只夠時間給遊行組織者的律師小組的成員留張咭片便被帶了上警車。而整件事,在遊行路線沿途的一條小橫街上發生的。

當中的經過,給另一隻洞爺犬全程拍下。

奇怪的是,當主辦者在遊行解散前公佈,沒有提及無端被捕的記者。然後當筆者帶著洞爺眾犬拍的帶回媒體中心剪接時,消息似乎才逐漸傳開去。民間記者的紀錄,取諸運動,當然用諸運動,立即抄到媒體中心的資料庫裡,給他她們也作剪接用,作寫聲明用,而且負責拍攝的洞爺犬當晚更出席g8 media network的live streaming電視節目。怎麼也好,那都至少是一些材料,即使想支援這位大概沒甚麼日本社會運動背景或關係的記者,也有些少立足點。甚至再簡單一點,至少能有證有據地公告有位攝影師被抓了——日本冷知識,警察可以在沒提起訴的情況下,把任何人拘留二十三天的。日本人老外沒有例外。

沒錯洞爺七犬多少是為了補償零五年wto期間只顧抗爭忘了獨立媒體工作這筆集體債,但仍似乎失諸太乾脆地把獨立媒體及社會運動區分及對立起來。兩者如何互相推動當然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但在如g8、imf、wto等大型國際會議中,希望與失望,力量與沮喪等,一直並行不悖——大型群眾動員、有色彩及創意的行動使人有力量,但旋起旋滅浪奔浪流的瞬間及事件又可叫人無邊的空虛。民間記者累積不同經驗,要克服的,就是當中的深淵。

在森林和原野是多麼的逍遙?親愛的日本警察,你在想什麼?

可能看了去年關於g8的紀錄片,先入為主以為今年的行動也是blockade通往會場的馬路,加上五月時從負責info tour的日本行動者口中聽到也是會在會議那幾天封他媽的馬路。一直再沒聽到消息,就以為保密理由策略及計劃的細節不好外泄。

昨天是七月八日,八國峰會的第二天。經過之前一晚馬拉松式會議,與日本人吵得面紅耳熱的一班黑衣歐洲人不是已離開營地便是計劃了當天離開,餘下的百多名各地的行動者早上八時半左右抵toyoura營地的大閘前,磨拳擦掌的再出發。一早便知道第二天是要走一條二十公里的遊行路線,但百萬行渣打馬拉松毅行者等筆者都沒參加過,半馬拉松是多少筆者完全沒有概念。

與第一天不同,這次的行動是已預先申請了的。因此,從起步那刻開始,已經有少量警察在旁不知做甚麼,據稱是維持秩序。但他們沒有甚麼阻撓,只是與在札幌和東京的遊行時一樣,在隊伍的右邊排人牆。二十公里的路不短,但奇怪的是,這會不會是傳說中天下最美的一條遊行風景線?

留意島型道具旁的紅圈,這就是我們與會場溫泉酒店最近距離的接觸了。在場部分示威者都興奮起來。真的不得不配服日本政府的expectation control。

營地不錯是在一個森林公園裡的,附近的地方是郊區也屬理所當然。我們先經過海灘,旁有有一支支直插上天的大石,隊伍中的人立即趁小息(對!遊行中是有break的!)弄潮十分鐘,一時間沙灘上熱力迫人。走著走著,到了一處充滿歐陸風味的小鎮,那裡人都唔多個,或者是男人都上班去了,除了散步種花的公公婆婆,就是拖著小狗或孩子的日本婦女。沒辦法,那邊見樹多過見人,兩方碰面都不禁熱情揮手歡呼。

越走越上山,暗斜走了一兩個小時便入了森林。兩旁都是古木參天的森林,空氣又好,邊走邊叫口號也特別精神。原本的警察大軍也放棄了守在兩旁,不知是否放飯去。午餐時間又是另一個break。在山路的一小段上,全隊人散坐一地,算是把山路堵塞了。其實沒所謂,因為除了風,那應並沒有甚麼會經過。吃過飯便落斜,走到半路有行動者指著左首邊大喊,聽不明白說甚麼,睁開眼看也會見到射之導彈也不會打得中的遠方,山頂上便豎立著大家朝思晚想的洞爺湖溫莎酒店。層層的煙霧重重包圍,說是仙境也不過份,如此的渡假酒店,坐勞斯萊斯也不夠級數,不坐直升機去check-in可能還不讓進哩。

再從下走,到了一個小懸崖,韓國和日本的朋友拿著大橫額,以溫莎酒店為背景,停下來大喊口號和唱歌,不僅隨行主流及獨立媒體記者爭相拍照,就連已經走了十多公里的行動者都紛紛在這謀殺菲林的位置拍個不停。這就是全程的高潮。繼續走多個多小時,走出了山路,進入了豊浦火車站的小城,原來警察都休息夠,正在重新迎接遊行隊伍。在鎮內又是繼續兜,穿過天橋底和橫街窄巷,終於在四時許抵達豊浦火車站。前前後後廿公里盛惠七個小時,路線並沒有把反對g8的行動者帶近會場,這刻即使坐火箭到溫莎酒店,會也散了。

之前一晚還吵得面紅耳熱,吵抵達火車站後幹甚麼好:有人提議直衝會場,有人提議三步一拜,有人提議其他。在這刻都已沒有意義,大家都吃著雪糕上車了。

小時候聽過一條不懂回答的IQ題,問為甚麼由聖誕到新年,只需一星期,但由新年到聖誕,卻幾乎要整整一年?遊行結束後,組織者安排了大旅遊巴送大隊離開,旅遊巴開得不特別快,但十五分鐘後已火速回到營地了。有洞爺犬說,這肯定是警察與日本旅遊局合作策劃的路線,有助振興日本經濟。洞爺一行七犬,前前後後掏了十皮野,原來最終的成就是振興了日本經濟,嘆盡了北海道的極品風景。

沿途有婆婆伯伯凝視,算做打氣了。

山涯邊。

隧道都過埋。

圖片及圖說:迪

[g8直擊系列]洞爺第一天:遊花園都唔得

高濤

圖片說明:唔准人遊花園的防暴警察

今次日本為了八國峰會,設置重重關卡,會場遠在北海道洞爺湖畔一座像山上堡壘的酒店,示威者不要說衝入會場示威,就連遠遠瞄一眼也不行,因為你要在 二十多公里外的郊野公園紥營,若你有能耐作二十公里長征,你也只能去到距會場五公里範圍,縱有超強的大聲公,相信除了防暴警察和山上的小動物,誰也能聽不 到你的反對聲音。

「示威區」設於二十多公里外的三個郊野公園,是日本示威組織者在一個月前與警方爭取到的,限定示威者只能在那裏聚集紮營,如果要遊行示威,最多也只 能用腳長征。這令國際示威者不滿,有人提議不理禁令坐火車遊行,聲援日前被捕的四人,結果示威者由星期日峰會舉行前夕進駐豐浦町森林的營地後,便因這個遊 行方案爭論不休。日本組織者提醒,由於未經警方批准,被捕的風險達九成五,而即使留在營地的人,也可能受牽連,會議由星期日晚上九時,持續到星期一凌晨近 二時,睡醒後又由早上九時多開始,繼續未完的討論,到近中午仍未有共識。

對於這種永遠無法達成共識的會議,不少人變得不耐煩,會議未開完便各自散去。一批堅持遊行的示威者最終成行,但說來好笑,這次遊行只有三數十人,只 有一張大橫額,而且出發前申明不會做任何破壞,不會阻礙乘客,如果有警方阻擋,也不會堅持強行登車,只會向傳媒展示他們連這個簡單的示威權利也被拒,就會 回到營地。大伙兒在滂沱大雨中無聲無息的走了一段路,還未走出郊野公園徑,就被防暴警察攔著,交涉了一輪不果,帶頭的西班牙示威者向大家交代了警方的說 法,便率領大家回程,繼續開會。

法例對遊行的嚴、刑罰的重,以及日本組織者的審慎,令今次八峰會示威者步步為營。今日的遊行,對於向來以「激」聞名的反全球化示威來說,確實有點不可思議。

[g8直擊系列]韓版七犬

高濤

來到北海道八國峰會示威者雲集地,才知這裏也有韓版的「洞爺七犬」。分別是,香港七犬是media activists,來做拍攝報道;而韓版的七犬是來參與反八國峰會的activists,成為我們的採訪對象。

七犬的發起人,綽號是Dopehead,一頭長髮,一頂帽,再加一支結他,在G8集會遊行中又彈又唱,在嘉年華式遊行中也相當搶鏡。他在網上發起 「反G8網絡」(NO G8 NETWORK),結果吸引其他六名南韓人相約一起來日本抗議,有來自釜山,也有來自光州,都是二十多三十歲的年輕人。 05年韓農在香港反世貿,一隊隊紮上頭巾、身穿背心,有組織有策略有紀律的韓農團體與警方的攻守,相信大家記憶猶新。近來南韓反牛肉反李明博的運動 如火如荼,原本打算派二百人來的韓農,減到只有五十人,加上日本收緊入境管制,早幾日一批韓農在札幌被拒入境,將令韓農式示威場面不再。 現在我們所見的這位韓國朋友,就屬於「散兵游勇」,而且是個人色彩濃厚的韓國社運新生代。今年36歲的Dopehead,並不是什麼電波少年或網絡 快閃黨,有相當的見識和閱歷。小時候目睹警察揮拳把一名示威學生打到頭破血流致死,Dopehead說由那天開始,就明白到政權的本質,當有不聽話的人 時,就會不惜用合法的暴力將那個人殺死。

來日本前,Dopehead晚晚在首爾市中心參與反對美國牛肉的燭光晚會,為晚會創作歌曲,感到了群眾為切身利益而持續爭取的力量。今次能來日本, 也因為反牛肉運動籌集了一筆捐款,令他可以拿起結他走出國門,首次參加國際性的反全球化運動。不過這次經驗,卻是挫折重重,他對示威者沒完沒了的會議感到 失望,又見識到日本的保守示威文化。 南韓示威者與警察打交道經驗豐富,他們知道每名警察都有編號,如果警察無理動粗,他們懂得記下警察編號去投訴。Dopehead敏感地留意到,日本的防暴警察都用一塊小布,把胸前的號碼遮著,用意明顯不過。 相對於香港年年六四、七一的幾萬人示威和南韓示威的家常便飯,示威在日本少得多,規模也小,上星期六在札幌有G8峰會前最大的示威,估計一萬人參加,幾乎是歷來所見最大規模的示威。而日本警方的霸道,令一眾南韓活躍分子震驚。 日本的行動者經驗少,也似乎意識不到自己有權做什麼。當日警方粗暴地把帶領遊行的喇叭車車窗打破,把司機揪出,連在場拍攝的路透社記者一連四人被捕,其他示威者前往包圍警局。警員這時跟日本的遊行組織者說,根據程序,被捕的人當晚不會被釋放,叫他們離開,日本的組織者於是叫大家離開,結果引起一場 論爭。國外的示威者認為不應該走,Dopehead就堅持坐下來彈結他,認為有人被捕,不應該走,即使不能救那個人,也要向警察施壓。 各地的行動者每晚都會討論之後的行動,Dopehead就發覺日本的行動者通常都會匯報有關法律的問題,不能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他就不明白,遊行示威,不都是要爭取一些什麼權利嗎?

在香港,警方如未有足夠證據落案起訴,最長可以把被捕者扣留兩日,但在日本,最長可以扣留23日,外界相信,四名被捕的示威者,至少會被扣留至G8峰會結束之後,甚至有可能被判入獄。難怪近日示威者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警察不跟你講示威權利這一套。

「日本看來有民主制度,但社會其實沒有真正民主。」Dopehead如是說。